contentstart
國家的利益從哪里來？
從天下一個個人一畝畝地中來。
但中央與基層隔了太多層壁障。
所以自秦國變法以來，清醒的掌權者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就是自己到底該依靠誰來統治地方。
起初是王與貴族共治，王權被大貴族嚴重掣肘，來自地方的利益被大貴族大量截留，于是秦用士大夫，開啟了郡縣制，使得秦國中央獲得了大量的財富，為后面的始皇帝一統天下奠定了基礎。
至始皇帝一統天下，中央權力一時無兩，然六國勢力仍未消亡，于是天下逐鹿，劉邦一統天下后，再與諸侯王共天下。
呂后與文景二帝用了六十年時間削弱翦除了諸侯王，士大夫與豪強掌控了國家的治理層。
在士大夫與豪強成為國家治理層的這一段時間里，漢武帝獲得了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權，執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他的政令得以實施，他想做的事情，沒人能夠阻攔。
于是天量的資源被集中，衛霍雙壁出現，大漢此后開疆拓土，遁逃匈奴，飲馬瀚海，勒石燕然，漢武帝達成了千古一帝的軍事成就。
而漢武帝高度集中的中央皇權究竟從何處來？
——從尚未變成門閥的豪強士族那里短暫攫取而來。
彼時，諸侯王等舊時代權貴，被劉邦、呂后與文景二帝削弱翦除，而門閥這一可以與皇權掰腕的權貴在武帝時尚未成型。
尚為小士族大豪強的權貴，實力還不足以掣肘中央皇權，于是武帝時期的中央皇權才空前強大，種種政令才得以順利執行。
但彼時生產力太過落后，最適合作為王朝稅基的中小地主和自耕農階級還不成熟，這種高度集權的情勢注定無法持續。
當豪強大家進化為士族、世家，中小地主與自耕農的力量仍然弱小，國家無法將手伸到基層，那么高度集中的中央便慢慢消失。
但僅僅是諸侯王消失，世家門閥尚未形成這一短暫的權力真空，帶來的短暫的中央集權，就使得漢武帝成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
又一百余年，社會矛盾激化，土地兼并嚴重，貧富差距加大，王莽篡奪皇權后試圖通過恢復井田制，限制土地私有，實行國家專賣等措施緩解社會矛盾。
結果因為太過不切實際，導致秩序更加紊亂，民生更加困苦，最終引發天下大亂，群雄逐鹿。
光武皇帝借豪強之力奪得天下，繼承了前漢兩百年積弊，但天下大亂后的人口減少及勢力重新洗牌，總歸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了矛盾。
又一百余年，豪族通過財富與知識的積累成為了學閥，學閥成為了新的大士族階級，而土地兼并的社會矛盾再次積累到了。
天下再次大亂，又出現了一次重新洗牌重新建立新秩序的機會。
但曹魏篡漢使得中央權力主動向世族妥協，司馬篡魏，中央權力又再一次向世族妥協。
整個魏晉時期，世族通過九品中正制，徹底壟斷豪族成為士族的上升通道，門閥出現。
皇權空前虛弱。
王與馬共天下。
劉禪從這數百近千年間，中央實力由弱到強，再由強到弱的反復變遷中學到的教訓是什么？
——生產力不足的時候，中小地主與自耕農還不足以產生大量的知識分子拱衛皇權的時候，『豪強-士族-世族』的這一發展進程必然存在。
這種情況下，如何抑制可以掣肘皇權的大世族的形成，如何打造大量的小士族來拱衛皇權，就成了建立新秩序的關鍵。
劉禪想要建立何種新秩序？
——就是中央可以再次把手伸進基層的秩序，就是中央可以獲知地方土地、人口賬目的新秩序。
北方的曹魏，內部已經被盤根錯節的大小世族、士族盤踞，皇權想要把手伸到地方根本就是癡心妄想，不符合大世族大官僚利益的政令，根本出不了洛陽。
而南方的劉禪，卻有著得天獨厚的環境。
首先就是南方幾乎沒有大世族。
其次就是大漢內部暫時沒有大世族形成的勢力掣肘中央，在丞相的帶領下，所有占據了上層生態位的官僚幾乎都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都卯足了勁想做大蛋糕，而不是在存量上進行負和博弈的內耗。
只要是能夠把蛋糕做大的政令，基本都會得到貫徹與落實，至少也會進行一定程度的嘗試。
別的不說，蜀中為了抑制豪強，朝廷自己組織大量胥吏征稅、維持基層秩序。
是以蜀中雖百萬之口，而吏卻有六七萬之數，比例為天下之最。
地方胥吏太多，耗費必然巨大。
但這也確確實實抑制了豪強，使得政令能夠通達，資源能夠集中，不然以蜀中區區百萬之口，又怎能在夷陵敗后幾年間養出十萬大軍？
劉禪不是不知道『戶調制、均田制、三長制』這一整套大大增強中央力量、集中資源的組合拳。
但一套制度，實在沒法直接在蜀中落地。
但一套制度，實在沒法直接在蜀中落地。
因為制度已定，慣性已成，蜀中已經沒有了改革的土壤，一旦貿然改革，就極可能遭到各郡縣地方既有利益團體的反抗。
蜀中極可能產生內亂。
須曉得，如今這一套『舊秩序』的建立，靠的就是拉攏一部分豪強，打壓另一部分豪強。
朝廷如果貿然動了這部分被拉攏的團體的利益，就是再次把他們推到自己的對立面，讓他們與原本被打壓的那一批人聯合起來。
一個已經運行起來的系統，輕易是不能動的，所謂船大難調頭，所謂尾大不掉，所謂百萬漕工衣食所系便是如此。
更不要說，彼時的大漢只有蜀中一地，維持政權的資源全靠蜀中，就更不能輕易變革。
而荊州百廢待興，正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時候，正是建立新制度拉攏一批新團體進入政權的時候。
不然一旦直接將蜀中舊秩序套用在荊州，一旦該制度形成慣性，一旦利益團體形成、固化，將來就再難有改革的土壤了。
正如費祎所，天下名將在短短兩年間已經被大漢捶了個遍，死的死敗的敗，大漢軍威極盛，劉禪個人威望達到階段。
魏吳二國短時間內難以反撲，大漢王師仍在進一步擴張大漢版圖，這時在荊州新復之土進行制度改革，一定會有大量的擁護追隨者。
此時的大漢，已不再是十年前那個『勤王討曹』的地方政權。
而是劉協退位禪讓后，再次承接大漢天命的『劉漢正統』。
天下所有有識之士都能看到，大漢已是旭日大升之兆，金刀之讖終將再現于華夏大地。
只要能夠成為大漢的一分子，只要協助大漢一統天下，他們的未來是無限的。
蜀中那批由寒族豪族組成的后備官吏，如今在關中大展拳腳，接下來還將到荊州開枝散葉發展勢力，就是所有人都看得見的最佳明證。
而作為大漢三興的從龍之臣，這一大批寒族、豪族，將來必有成為二千石太守、都尉者，乃至將來一躍而成中央大員，徹底改寫家族命運，亦未可知。
如此情況下，如何不會吸引一大批士族豪強放棄些許土地、人口、錢糧上的利益，而支持新政？
唯一需要考慮的，就是劉禪這套新制度究竟有沒有用，會給大漢帶來怎樣的好處。
『戶調制、授田制、三長制』，這一整套組合拳，是北魏鮮卑割據河北的時候，文明太后搞的一次極富成效，乃至影響后世一千多年的制度改革創新。
隋朝保閭制，唐代鄉里制，宋代王安石的保甲制，明代王陽明的十家牌制，皆始于廝。
自戶籍制度漢末崩盤后，歷經了三百余年，才終于有一個政權對治下做了一次土地與人口普查，而這個政權竟然還是鮮卑政權，所謂以胡制漢以少制多。
那是個什么時候？
那時候南北對峙，東西分裂，拓跋鮮卑建立的魏政權，政治中心仍在山西平城，據山西而臨天下。
河北、關中遍地都是豪強塢堡。
鮮卑魏實施所謂宗主督護制，實際上幾乎就是現在曹魏、孫吳的世族豪強包稅制，令豪強自治而已。
可『戶調制、授田制、三長制』這一套組合拳下來，直接打破了豪族對人口土地的隱匿，使國家直接掌控編戶，削弱了地方豪強勢力。
雖然幾十年后制度再次崩盤，但那已是極富能力的文明太后、還有漢化組名人孝文帝元宏全部死后，才開始的秩序全面崩塌了。
可一旦局勢稍穩，當政者馬上就會重新啟用這套，已經證明過極其有效的制度。
這套制度成功的前提，是國家掌握大量無主荒地用于授田，且政治清明，政令不在內部遭到掣肘，最后加上中央對地方有足夠的控制力，也就是中央所頒布的政令，地方州郡縣能夠堅決執行。
這幾點，現在的大漢全部都有。
雖說隨著人口增長、土地兼并加劇、官僚體系腐化、戰爭消耗，制度必然走向崩壞，但所有制度本身都是帶有『生命周期』的，所有制度的崩壞都具有歷史必然性，絕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
劉禪眼下要解決的就是如何獲得人口，如何吸引蔭戶成為大漢編戶的問題，就是如何越過豪強，直接把手伸到基層的問題。
如果他的目標只是像劉秀那樣一統天下，完全可以不這么做，完全可以怎么讓豪強快樂怎么來，完全可以怎么最快、最多、最輕松地汲取民間資源怎么來。
但劉秀的前車之鑒在前，作為一個穿越者，如果連這么點嘗試都不敢做，那就太廢物了，還有穿越者前輩直接在這里攤丁入畝呢！而他不過多邁了半步而已。
史載，文明太后在實施戶調制、計口授田與三長制后，『國家計省昔十有余倍?！?
非是指國家開支節省了十幾倍，而是指國家財政效率，也即實際財政收入與征稅成本的綜合效益，得到了十倍以上的提升。
此前征收賦稅，是直接向包稅豪強征收，他有一百戶，只給你繳十戶的稅，所以稅率必須提得足夠高，高到足以維持政權的運行。
實施新制后，全面降稅，引蔭戶為編戶，稅基baozha式增長。
百姓在總負擔下降的情況下，主動成為國家編戶，領取田畝，納稅人口大增。
國家以極小的成本，獲得了十倍于成本的收益，即使這個總收益與原本的賦稅差不多，甚至還要略少。
而為國家征稅、維穩的三長，并沒有完全取代地方豪強大宗，而是將他們納入其中的同時，將略弱于他們的中小豪強納入政權，分割了地方豪強大宗的地方自治權。
這幾乎與大漢在蜀中所進行的改革是一樣的，擴大胥吏隊伍嘛，給胥吏以未來的政治利益嘛，只不過這次又向前走了半步。
這幾乎與大漢在蜀中所進行的改革是一樣的，擴大胥吏隊伍嘛，給胥吏以未來的政治利益嘛，只不過這次又向前走了半步。
蜀中如今的制度，最基層的吏員到『里』這一級就結束了，一里負責二十五戶人家，現在，則是在舊制的基礎上多增了一個『鄰』。
此前給予的政治利益，不是進入國家行政系統成為郡縣佐吏，而是免其戶一人徭役，并發予俸祿。
因為彼時大漢只有一州，郡縣官僚系統早擠滿人了，不可能承諾說讓你三年后可以成為郡縣佐吏。
現在不一樣了。
官僚系統出現了大量空缺。
三長作為半義務職，其報酬遠低于養一支龐大的胥吏隊伍，將來還能晉升為國家行政人員。
這降低了國家從無到有自己培養官吏的難度，對于一個仍處于上升階段，而又極缺官吏的政權來說，簡直就是雙贏的制度。
費祎、董允、董厥、孟光這些大吏哪里不明白這一點呢？
所以在看完天子給出的這一整套組合拳后，愈發覺得，這似乎真是一套可以在荊州施行的新政。
至少在夷陵、夷道、江陵、臨沅四地試行，不會出現什么大問題，因為大漢的軍隊就在這里。
心思敏捷的費祎不由暗自感喟。
像他這樣的府僚大吏，主政巫、秭、夷陵新復之地近一年，都從來沒有想過要在荊州建立新制，而是直接搬了蜀中的經驗。
而這位天子竟然苦心孤詣至此，荊州新復，便拋出了一套制度，還是一套當真恰合時宜的制度！
其中或許免不了法邈、張表、霍弋、諸葛喬這些年輕人從旁籌謀，但能在親征勞苦之余，思考如此長遠之事，何其可貴？
聯想到關中克復后的鷹揚折沖內外府兵之制。
再聯想到馮翊東巡后，這位陛下制定的四柱記賬法，墨入朱出之法等大大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
等到將來大漢混一寰宇，論文治武功，古往今來，還能有幾位帝王能與比肩？怕是屈指可數了！
這不是費祎一個人的想法。董允、董厥、孟光這些國家大吏，此刻無不在內心發出類似的感喟。
在天子馮翊東巡歸來后，國家還頒布了所謂『六條詔書』。
其后以『六條詔書』與『四柱計帳法』作為官員考核的硬指標，每年年終必須進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