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室利佛逝的巨港，因地處馬六甲海峽咽喉，是東西航線的必經之地，早已有唐人商販、水手季節性居住。一名叫張佑的嶺南商人，在此經營多年，精通馬來語和當地土語，積累了不少財富和人脈。他率先響應朝廷“推舉僑領”的暗示，聯絡港內數十戶常住唐商、工匠家庭，在獲得室利佛逝國王（實際是當地酋長）許可后，在港口附近劃出一片濱水荒地，共同出資興建房舍、碼頭、貨棧。他們仿照廣州番坊的模式，修建了坊墻，設立了簡單的自治機構，推舉張佑為“客長”，下設“耆老”數人，處理內部糾紛，組織節慶祭祀（如春秋祭孔、清明祭祖），并聘請了一位略通文墨的老水手教授孩童《千字文》、《百家姓》。這個被當地人稱為“唐人柵”的社區，起初只是貿易中轉站和唐商休整地，逐漸吸引了更多后來者。他們開墾附近荒地，種植蔬菜、水稻，甚至嘗試引種茶樹，又開設了中式的飯鋪、茶館、鐵匠鋪、裁縫鋪，為往來唐船提供補給和維修服務。室利佛逝的統治者樂于見到港口繁榮和稅收增加，只要唐人按時繳納地租和商稅，不參與當地政治，便給予相當程度的自治。這里，成了南洋第一個有組織的唐人僑民社區。

在w羅（克拉地峽附近），戰略地位更為凸顯。這里是聯通印度洋與南海的陸橋要沖，貨物常在此卸船，經短途陸運翻越地峽，再裝船運往西海岸。一名原為明州水手、后因傷滯留此地的林老鐵，憑借其豐富的航海經驗和一手修理船具的好手藝，逐漸成為此地唐人勞工和小商販的頭面人物。他帶領數百名主要從事貨物搬運、車輛修理、短途運輸的唐人苦力，在地峽最狹窄處的市鎮旁，建立了一個更具草根色彩的聚落。他們沒有豪華的宅院，只有簡易的木屋、竹棚，但組織嚴密。林老鐵被推為“行頭”，負責與當地雇主、稅吏打交道，分配活計，并從收入中抽取少量“公積錢”，用于救助傷病同鄉、修建公共設施（如一口甜水井、一座小型的“三寶廟”，供奉海神兼及佛道諸神）。這個聚落充滿了市井氣息和同鄉互助精神，是底層唐人在海外謀生的縮影。他們可能一生都回不了故鄉，但在此地形成了一個守望相助的“唐人社”。

在環王國（占婆），情況又有所不同。環王國與大唐關系時好時壞，但民間貿易不斷。一些唐商與當地貴族、官員聯姻，逐漸站穩腳跟。一名叫王老實的閩南農民，因家鄉宗族械斗失敗，被迫攜家帶口逃亡海外，最終在環王國一處河谷落腳。他發現這里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但當地人耕種技術粗放。王老實帶來家鄉的水稻種植、水利修繕經驗，租種荒地，精耕細作，很快獲得豐收，引起當地酋長注意。酋長將女兒嫁給他，并劃給他更多土地，委托他管理農事。王老實逐漸聚集了數十戶后來投奔的唐人流民，形成一個小型農業墾殖點。他們不僅種植水稻，還引入了白菜、蘿卜、柑橘等中國蔬菜水果，并教授當地人使用犁、耙等農具。這個聚落更像一個“唐莊”，以農業為基礎，與當地社會有較深的通婚和經濟融合，文化上則努力保持漢俗，修建了祠堂，過年時仍堅持貼春聯、吃餃子（用當地食材替代）。

此外，在真臘（柬埔寨）的港口，在訶陵（爪哇）的村鎮，在尚未有大規模唐人定居但商船頻繁往來的獅子國、天竺沿岸港口，也開始出現小規模的唐人貨棧、客棧、乃至家庭。他們如同蒲公英的種子，隨著貿易的風，飄散到遙遠的土地，一旦找到合適的土壤，便頑強地扎根、生長。

這些散布在南海、印度洋沿岸的唐人聚落，雖然規模、形態、與當地關系各異，但都具備一些共同特點：以商業或手工業、農業為經濟基礎；有較強的內部凝聚力和自我管理傾向；努力保持中華文化習俗（語、服飾、節慶、祭祀）；與母國（大唐）保持精神聯系和一定程度的經濟、信息往來；在所在國扮演著技術傳播者、貿易中間人、文化交流者的角色。

他們不再是簡單的“化外遺民”，而是帝國在海外延伸的、活的觸角。他們為后來的唐商提供落腳點、信息、補給和本地化支持；他們傳播大唐的器物、技術、文化，潛移默化地施加著影響；他們本身就是大唐繁榮與開放的活廣告。朝廷雖然尚未在這些地區設立正式的羈縻州府，但這些自發形成、又得到朝廷默許乃至鼓勵的僑民聚落，實際上構成了一個非正式的、以商貿和文化為紐帶的海上藩屏。當劉仁軌龐大的寶船艦隊歷經風浪，抵達這些遙遠港口時，他們將不再感到完全陌生，因為那里很可能已經有黑發黃膚的同胞，用熟悉的鄉音，為他們提供第一杯熱水，第一頓家鄉飯，和關于這片土地的最新消息。僑民置番坊，不僅是個人的遷徙史，更是大唐影響力隨著其子民和商船，悄然扎根四海的隱秘篇章，是另一種形式的“疆土無形之開拓”。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