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三年六月朔，一個尋常而又不尋常的清晨。在長安、洛陽兩京，以及周邊數個大州的治所，一種前所未有的物事，悄然出現在各城門口、市集要道、驛站外墻，甚至一些有名的茶樓酒肆的醒目處。

那是一張張用上好楮紙印制、約莫兩張《千字文》大小的紙張，頂端是醒目的三個楷體大字――《大唐報》。其下，分門別類，排列著一篇篇文字，字跡清晰，版面齊整，在晨光中散發(fā)著淡淡的墨香。

起初，只有零星幾個識字的行人，好奇地駐足觀看。他們低聲念出上面的文字：

“朝廷旨要：陛下圣體漸安，日覽奏章十數，常于子夜召對宰輔，咨以政事……”

“天后懿德：自春徂夏，天后佐理萬機，每奏章至，披閱至深夜，朱批累牘，未嘗假手他人。洛水瑞石現，天后謙不受賀，但‘此陛下仁德感天，非妾之功’……”

“邊關軍情：隴右道安西都護府奏報，五月中，吐蕃游騎數百犯我于闐鎮(zhèn)，守將王方翼率輕騎出塞邀擊，斬首百余，獲其輜重，余者潰散。陛下諭：邊將忠勇可嘉，著兵部議功……”

“農桑時訊：江南道蘇州刺史奏，新制龍骨水車，翻車便捷，一車可灌田五十畝，已繪圖呈上。著工部核查，若果便利，當頒行天下，以利農事……”

“市井百業(yè)：洛陽南市，有奸商以次絹充上品，欺行霸市，為河南府所查，枷號示眾，罰沒家產。諭百姓，交易當以誠，勿為奸佞所惑……”

“良吏風范：同州馮翊縣令張柬之，在任三年，勸農興學，平反冤獄，去歲大旱，自捐俸祿設粥廠，全活甚眾。考功評為上上，擢為監(jiān)察御史……”

……

圍觀的人漸漸多了起來。識字的士子、商賈、小吏，饒有興致地逐條閱讀，不時低聲議論。不識字的販夫走卒、市井百姓，則圍著報欄，好奇地張望，或拉扯著識字人的衣袖詢問：“那紙上寫的啥？”“官府又出啥新告示了？”

這時，便有早得了吩咐、或臨時被幾個銅錢雇來的識字人（其中不少是科場失意、在街頭替人寫信讀信的窮書生），清清嗓子，開始高聲朗讀，并加以講解：

“各位父老鄉(xiāng)親，這是朝廷新出的《大唐報》！每十天出一期，上面寫的都是朝廷的新消息、皇上的旨意、天后的德行、邊疆的勝仗、還有咱老百姓用得上的農事、市價、還有好官壞官的事兒！”

朗讀聲吸引了更多人。人們聚攏過來，伸長脖子聽著。當聽到皇帝身體見好、勤于政事時，不少老人點頭稱善，口誦“陛下保重”。聽到天后批閱奏章到深夜，一些婦人發(fā)出嘖嘖驚嘆。聽到邊疆打了勝仗，男人們面露喜色。聽到新式水車和奸商受罰，則與自身息息相關，討論得更加熱烈。

“這《大唐報》好！比那官府的布告詳細多了！”

“是啊，天后娘娘真是辛苦，日夜操勞?！?

“吐蕃人又挨揍了！王將軍威武！”

“這龍骨水車要真那么好用，咱地里澆水可省大事了！”

“那奸商活該！就該這么治他們！”

“張縣令是個好官啊，升御史了！”

最初的幾期《大唐報》，完全遵循了李瑾定下的基調：絕口不提市井流，而是用大量正面、務實、貼近民生的信息，填滿版面，搶占輿論空間。報道皇帝龍體安康、勤政，天后夙夜匪懈、謙遜，梁國公忙于邊務（甚至詳細列出了李瑾近日與兵部、將作監(jiān)官員開會商議軍械更新、核查各地糧儲的具體日期和事項），用鐵一般的事實日程，無聲地駁斥了“帝后失和”、“天后與梁國公私會”的荒謬謠。報道邊疆小勝、良吏擢升、新農具推廣、懲處奸商，則滿足了百姓對“國泰民安”、“善惡有報”的基本期待，也展示了朝廷“在做實事”的形象。

為了讓報紙更具可讀性，李瑾還授意加入了少量經過審核的、各地奇聞軼事（如某地瑞麥生雙穗、孝子尋親千里等），以及一些通俗易懂的勸學、勸善小故事。他甚至親自撰寫了一篇不署名的短評，以“或問”起頭，談論“為政之道，在務實，不在虛文；在利民，不在祥瑞”，雖未點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針對近來愈演愈烈的“祥瑞”虛浮之風，以及借此攻訐實干之臣的現象，發(fā)出了不同聲音。此文經過政事堂合議時，引起了一些爭議，但因其未直接攻擊“洛水瑞石”，只是泛論，且在李瑾堅持和皇帝、天后最終首肯下，得以刊出。

《大唐報》的出現，如同一股清流，注入了被“祥瑞”頌歌和污穢流攪得有些渾濁的輿論場。對于大多數普通百姓和底層士人而，這份由朝廷官方發(fā)布、內容新鮮實在、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報紙，遠比那些玄而又玄的“天啟”和荒誕不經的“宮闈秘聞”更有吸引力，也更具可信度。茶余飯后，人們開始議論《大唐報》上又說了什么新鮮事，哪里的水車好用，哪個貪官被懲處了，邊關又打了什么勝仗。那些關于“二圣”的齷齪流，雖然仍未絕跡，但在《大唐報》持續(xù)不斷、鋪天蓋地的“事實”面前，其傳播市場被明顯擠壓，可信度大打折扣。尤其當報紙上不時出現“梁國公今日于兵部與諸將議隴右防秋事宜”、“天后召見戶部侍郎，詢問江淮漕運”這類具體到日期的行程報道時，那些“深夜私會”的謠，顯得愈發(fā)蒼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