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某重點高校的材料實驗室里，陳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們正圍著一臺儀器打轉。

這是一臺用來分析材料微觀結構的進口高端設備，其中一個關鍵的x射線探測器突然罷工了。

按照往常，他們聯(lián)系國外廠家，支付高額費用，等工程師帶著專用配件飛來維修就行。

但這次，對方回復：“很抱歉，由于貴單位在受限名單上，我們無法提供現(xiàn)場維修服務和技術支持，配件出口許可證正在申請中，無法預計時間。”

但這樣實驗室的課題研究就耽誤了，時間不等人，陳教授急得嘴角起泡。

“不能干等！”他召集課題組。

“咱們自己試試！探測器原理咱們懂，結構圖紙網(wǎng)上能找到一部分，國內(nèi)做相關傳感元件的企業(yè)我們也聯(lián)系一下！”

接下來的幾周，實驗室變成了一個臨時攻關小組。

他們一邊拆解故障探測器研究，一邊與國內(nèi)幾家傳感器廠家溝通定制替代方案。

過程磕磕絆絆，定制出來的國產(chǎn)探測器靈敏度比原裝的稍差一點，噪音也大一些，需要他們重新編寫數(shù)據(jù)校準算法。

“精度大概只有原來的85%，但勉強能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咱們自己手里有的，能改、能修！”

博士生小李看著屏幕上終于再次出現(xiàn)的、略顯粗糙但清晰可辨的微觀結構圖像，長舒一口氣。

陳教授看著這群熬紅了眼睛的學生，既心疼又欣慰：

“這回是被逼上梁山了。但也好，這探測器以后怎么用、怎么升級，咱們自己說了算，就是這過程，真折騰人。”

對于絕大多數(shù)不從事精密制造或前沿科研的普通人來說。

“卡脖子”“被制裁”的感覺更像是一種背景噪音，而不是切膚之痛。

他們可能會在新聞里看到相關報道，也會偶爾聽親戚朋友像修車老王抱怨幾句“進口貨不好買了”、“國外軟件不能用了”。

但他們自己最直接的體驗則是，家里換的搭載“羲和”電池的電動汽車，用車成本下降了，還沒有續(xù)航焦慮。

出去遠門旅游，不想開車，坐“玄鵠”客機又快又便宜。

手機電腦，和家里所有用電池的設備，都搭載了羲和電池并續(xù)航還特長。

種因為制裁而產(chǎn)生的“麻煩”和“延遲”，對于很多老百姓而，遠不如“出行成本降了”、“機票便宜了”、“電腦手機真香”來得實在和強烈。

甚至，當看到國家強硬回擊時，很多人心里還有一種“爭氣”的感覺。

“卡我們脖子？那就自己造唄！你看玄鵠不是造出來了？聽說還在造更厲害的大飛船呢！”這是在網(wǎng)上、在現(xiàn)實里常能聽到的議論，語氣里帶著一種見過風浪后的淡定，甚至是一點點驕傲。

所以，這一年多，普通中國人的日子，是在一種奇特的“雙層感知”中展開的：

上層是國際新聞里時不時傳來的“卡脖子”風霜，下層則是因技術突破而日益變好的生活土壤。

而大多數(shù)老百姓，更深刻地感受的是后者。

在華國西北邊陲的地帶，從“用不上電”到“可以把賣電給友邦”

在陳教授和他的學生們?yōu)榱艘慌_探測器的自主維修而絞盡腦汁時，幾千公里外的塔克沙漠邊緣，另一種“自主”正在結出豐碩的果實。

牧民巴圖爾大叔家的帳篷里，如今亮著穩(wěn)定明亮的led燈，小冰箱嗡嗡作響，里面放著新鮮的羊肉和奶制品。

帳篷外，一塊不大的光伏板在陽光下充電，連接著一個手提箱大小的“家庭版辰星儲能單元”。這足夠他家日常用電，還能給電動摩托車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