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是稀飯，饅頭，一碟炒土豆絲，一碟咸菜。飯桌是舊折疊桌，腿有點晃。父親坐在靠墻的位置，受傷的左腿伸直，搭在旁邊另一個凳子上。他低著頭，用勺子慢慢攪著碗里的稀飯，半天才喝一口。勺子偶爾碰到碗邊，發出輕微的、單調的磕碰聲。

母親坐在對面，也沉默著，夾了一筷子土豆絲，放在父親碗里。“吃點菜。”

父親“嗯”了一聲，沒動。燈光昏暗，照著他花白且稀疏的頭發，和脖子上深刻如溝壑的皺紋。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袖口磨出毛邊的藍色工裝，即使在家，也似乎沒有別的衣服可換。

古民坐在側面，快速吃著。他得趕在七點半前，去給一個初二學生做考前突擊輔導。他一邊吃，一邊用眼角余光觀察父親。父親比手術前更瘦了，臉頰凹陷，眼窩發青。最扎眼的，是他搭在凳子上的那條腿的膝蓋處。

父親的工裝褲在膝蓋位置，各有一塊深色的、厚厚的補丁。補丁邊緣已經磨損、開線，露出里面更灰敗的底色。而左腿膝蓋處的補丁，因為要容納里面厚厚的紗布和支架，被撐得更加變形，補丁中央甚至磨出了一個不起眼的小洞，能隱約看到里面泛黃的紗布邊緣。

古民記得這塊補丁。還是他上初二那年，母親在燈下一針一線縫上去的。父親那時還在工地，說工地的灰塵大，膝蓋跪著干活，褲子容易破。這塊補丁，已經結了三年灰泥，浸了三年汗水，扛了父親三年在腳手架上的攀爬和辛勞。直到半年前那次墜落，它和父親的膝蓋一起，承受了那沉重的一擊。

現在，父親不用再去工地了，但這塊補丁，連同它守護過的、如今裹著紗布和鋼板、可能留下永久傷痕的膝蓋，就這樣突兀地、沉默地杵在這個狹小房間的中央，杵在每晚的飯桌上，杵在全家人的視線里。像一個褪了色、卻依然刺眼的貧窮與傷痛的徽記。

“爸，”古民吃完最后一口饅頭，放下筷子，“腿今天感覺怎么樣？還脹痛嗎？”

父親像是從很遠的地方被叫回來，遲緩地抬起眼。“……還好。就那樣。”聲音干澀。

“藥按時吃了嗎？”

“吃了。”

“下周該去醫院復查了。我陪你去。”

“不用。我自己能行。你忙你的。”父親說，語氣里有一種刻意為之的平淡，但這種平淡比抱怨更讓人難受。那是一種“我已經是個廢人，不能再拖累你”的自我放逐。

母親又給父親夾了點咸菜。“民子也是為你好。復查得仔細看看，鋼板長得怎么樣。”

父親沒再說話，又低下頭，機械地攪動稀飯。房間里只剩下勺子碰碗的聲音，和窗外隱約傳來的市井喧嘩。

古民的目光再次落在那塊破損的補丁上。那個小洞，在他眼里漸漸放大。他仿佛能透過它，看到父親當年在工地上，膝蓋抵著冰冷粗糙的水泥地，或半跪在狹窄的腳手架鋼管上，一干就是十幾個小時。看到安全繩斷裂，父親從高處墜落，這塊補丁包裹的膝蓋，率先撞擊在平臺邊緣。看到手術時，醫生剪開褲子，露出里面腫脹變形的關節和慘白的骨茬。看到術后，父親每一次試圖彎曲膝蓋時，額頭上迸出的冷汗和死死咬住的牙關。

這塊補丁，補的是褲子，補不住的是生活的千瘡百孔，更補不住一個男人被折斷的脊梁和碾碎的自尊。

“我吃好了。”古民站起身，收拾自己的碗筷。“爸，媽，你們慢慢吃。我去上課，大概九點半回來。”

“路上慢點。”母親說。

父親只是幾不可察地點了下頭。

古民走到門口，換鞋。最后回頭看了一眼。父親依然保持著那個姿勢，像一尊凝固的、被生活擊敗的雕像。昏黃的燈光，將他的影子拉長，扭曲地投在斑駁的墻壁上，與那塊膝蓋處的破損陰影融為一體。

他輕輕帶上門，走下樓梯。夏夜的悶熱撲面而來，但他心里卻一陣發冷。

去學生家的路上，他蹬著車，腦子里不是待會兒要講的數學題，而是父親沉默的側臉，和那塊刺眼的、帶著破洞的補丁。

他忽然想起秦老頭的話：“財富是什么？對窮人來說，財富就是選擇權。是生病時選擇好藥還是硬扛的權利，是孩子上學時選擇好學校還是輟學的權利，是面對羞辱時選擇轉身離開還是忍氣吞聲的權利。你現在做的一切，就是在攢這個選擇權。”

選擇權。父親有選擇嗎？沒有。所以他只能穿著打補丁的、磨破的褲子，坐在家里，沉默地喝稀飯，把所有的疼痛、不甘、屈辱，都就著咸菜咽下去。因為他沒有選擇更好治療、更好營養、甚至是一條沒有破洞的褲子的權利。

古民有選擇嗎？他正在掙。用凌晨的寒風，用油膩的碗盤，用沙啞的喉嚨，用股市里心驚膽戰的摸索。他剛剛為自己掙來了“繼續上學”的選擇權（學費）。他還在為父親掙“重新站起來”的選擇權（手術費）。

但似乎還不夠。遠遠不夠。

那不僅僅是一筆手術費的數字。那是父親重新挺直腰桿、重新覺得自己“有用”的底氣。是母親不必每天對著賬單發愁的舒展眉頭。是這個家，不再被一塊破補丁、一頓沉默晚餐所定義的，微小的、但確實存在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