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頓了頓，目光悠遠，仿佛真的在回溯那段歲月，語氣平穩而客觀：“現在回頭看，項目在環保標準和長期規劃上，確實存在歷史局限性。那時候的招商引資，更看重經濟拉動效應，對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的認識，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審批流程按照當時的法規進行，但標準本身就不同。這不僅是呂州的問題，是那個發展階段很多地方面臨的共性問題。”

他抬起眼，目光銳利而坦誠地看向李達康，不再掩飾自己曾是決策核心的事實，反而以此作為論述的基點：“要追究，那就得把問題放回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看。那是集體決策，是為了發展。我作為當時的市委書記，負有領導責任，這一點我從不回避。但這個責任，是發展思路上的責任，是認識局限的責任，而不是什么個人私利、徇私舞弊的責任。把板子完全打在我個人身上，或者簡單地歸咎于當時的市委班子，而不看當時的大環境、大政策，那是不客觀的，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李達康的眼睛亮了起來。他聽懂了，高育良這次沒有把自己摘出去，反而以一種近乎坦蕩的姿態，把個人責任嵌入了“歷史集體決策”和“發展階段局限”這個更大、更厚重的框架里。這面旗幟，比簡單地推諉更加堅固，也更能引發某種程度的理解和共鳴――畢竟，誰不是在摸索中前進？誰的發展路上沒有些“歷史的學費”？

“沙瑞金同志要拿這個做文章，可以。”高育良的語氣依然平和，卻透出經歷過風浪的定力，“他可以用今天更高的標準，來審視我們昨天的工作，提出批評，要求整改，甚至必要的話，該拆除的也得拆除。這都是為了漢東更好的發展，我理解，我也支持。但是――”

他的聲音略微加重，目光如炬：“如果想越過‘工作檢討’和‘歷史經驗總結’的范疇，硬要把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決策，扭曲成某個人的政治污點，甚至是非要從中找出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那就得問問，證據在哪里？動機又是什么？我高育良在呂州，在漢東這么多年，是怎么樣一個人，組織和群眾自有公論。我可以為我主持的決策承擔該承擔的責任，但絕不會接受無端的猜測和抹黑。”

這一番話，既守住了底線(承認集體決策和領導責任)，又劃清了紅線(拒絕個人污名化），同時還將問題的性質牢牢錨定在“工作”和“歷史”層面，為后續可能的交鋒預設了戰場和規則。

李達康心中暗嘆，這一手，確實比簡單的推卸要高明的多。把自己擺進去，反而可能贏得了轉圜的空間。

“這是其一，是守勢。”高育良啜了口茶，繼續說道，“但咱們不能只守不攻。你剛才說的‘主動’，思路是對的，說明你有進攻意識。很好。但這個‘主動’的方向，可以再……開闊一些，巧妙一些。”

李達康精神一振：“愿聞其詳！”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