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延市市委大院的停車場里，一輛沒有懸掛任何特殊標識的黑色轎車悄然駛出。車內，周瑾穿著一件半舊的夾克衫，手里攥著一本厚厚的筆記本，身旁放著的不是文件簡報，而是延市的行政區劃圖和近三年的黨建工作年報。

“先去南坪縣吧，”周瑾對著司機和隨行的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老陳說道，“那里是革命老區，基層黨建基礎扎實，但聽說年輕黨員流失嚴重，組織生活開展得不太規律，咱們去看看真實情況。”

車子一路向南，避開了縣里提前規劃的路線，徑直開進了南坪縣最偏遠的紅崖鄉。恰逢鄉黨委正在召開每月一次的黨員大會，周瑾沒有驚動任何人，和老陳找了個角落坐下，靜靜聽著。臺上，鄉黨委書記照著稿子念著上級文件，臺下的黨員們大多是頭發花白的老人，幾個年輕面孔要么低頭擺弄著手機，要么竊竊私語。散會后，周瑾拉住一位鬢角斑白的老支書，遞上一支煙：“老書記，咱們鄉的年輕黨員都去哪兒了？”

老支書嘆了口氣，往田埂上蹲了下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一年到頭回不來幾次，組織生活根本湊不齊人。有時候開黨員會，就剩我們幾個老家伙，開著開著就沒了勁頭。”周瑾默默在筆記本上記下：南坪縣紅崖鄉――年輕黨員流失率超60%，組織生活形式化，黨建與群眾生產生活脫節。

接下來的一個月，這樣的場景在延市的各個區縣不斷上演。在延北開發區的非公企業里，他看到有的企業掛著“黨支部”牌子，卻連固定的黨員活動場所都沒有，3名黨員分散在不同車間，一年到頭難得開展一次組織活動――這正是2009年不少規模以下非公企業黨建的現狀，雖有“雙覆蓋”要求卻落地乏力。在市直機關的調研座談中，有年輕干部直：“現在提拔干部，論資排輩的情況還是存在，我們這些踏實干事的，有時候還不如會搞關系的吃香”；在城區的社區服務中心，網格員（當時多為“分片管理員”）向他吐槽：“社區管理是分片包戶，但黨員參與度不高，上面布置的黨建任務多是填表格、報材料，跟居民的實際需求對不上號”。

周瑾每到一處，都堅持“四不兩直”――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匯報、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層、直插現場。他住過鄉鎮的招待所，吃過農戶家的玉米粥，和基層干部、普通黨員、企業職工、村民代表聊到深夜。筆記本上，記滿了密密麻麻的問題：農村黨建“空心化”、機關黨建“機關化”、非公黨建“邊緣化”；干部選拔“重資歷輕能力”“重顯績輕潛績”；考核評價體系不完善，黨建工作成效難以量化；部分城區試點網格化管理，但多數鄉鎮仍以分片包戶為主，治理效率不高。

老陳跟著周瑾跑了一個月，累得嗓子都啞了，忍不住感慨：“周書記，您以前抓經濟，雷厲風行，沒想到抓黨建也這么較真。”周瑾合上筆記本，望著窗外延市的萬家燈火：“經濟是血肉，黨建是骨架，骨架不結實，血肉再豐滿也撐不起發展的脊梁。我以前沒抓過黨建，但我知道，黨建工作不是虛的，是要實實在在解決問題的。”

一個月后，周瑾風塵仆仆地返回市委大樓。他沒有先回家休整，而是徑直走進了辦公室，將筆記本攤在桌上，又從書柜里翻出前世記憶中那些關于黨建和組織工作的寶貴經驗――那些新時代“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干部能上能下常態化”“年輕干部墩苗歷練”的成熟做法，在腦海中一一浮現。

2009年的延市，正處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期，省委賦予延市“全省標桿、老區樣板”的定位，而黨建和干部隊伍，正是支撐這份定位的核心力量。周瑾摩挲著筆記本上的字跡，一個清晰的思路在腦海中逐漸成型：黨建工作必須跳出“就黨建抓黨建”的誤區，與經濟發展、基層治理、民生保障深度融合；干部人事工作必須打破“論資排輩”的桎梏，建立“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劣者汰”的鮮明導向。

他拿起筆，在筆記本的扉頁上寫下兩個方案的初步框架：

《延市關于以黨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設想稿）

1.筑牢基層戰斗堡壘：在農村，推行“黨建+鄉村振興”模式，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薄弱村擔任第一書記，建立年輕黨員“返鄉創業”激勵機制；在社區，以“社區服務中心+黨員聯戶制”為抓手，推動在職黨員到社區報到亮身份、認領服務崗位，用“進家門、知家情、解家難”的方式拉近黨群距離；在非公企業，落實“組織覆蓋+工作覆蓋”要求，對有3名以上黨員的企業單獨建支部，黨員不足的采取“園區統建、行業聯建”模式，將黨建融入生產經營和人才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