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七年，春。洛陽皇城，宣政殿。
大朝會的鐘鼓聲剛剛停歇，文武百官按品級魚貫入殿，分列兩廂。與數年前“長安流血夜”后那段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期相比，此刻的朝堂氣氛，呈現出一種奇特的、緊繃的沉默下的新秩序。空氣中不再彌漫著濃烈的血腥與肅殺，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審慎的觀望、精密的算計，以及一種在巨大壓力下被迫形成的、脆弱的平衡。
龍椅之上，武則天端坐如磐石，歲月在她臉上留下了痕跡，卻也淬煉出更深的威嚴。她的目光緩緩掃過丹陛下黑壓壓的臣工人頭，平靜無波，卻讓每一個被掃視的官員都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脊背，或垂低了目光。李瑾立于御階之側，太子的朝服莊重而合體，他神色沉靜，目光偶爾與母后交匯，又迅速移開，落向殿中諸臣，帶著一種超越年齡的沉穩與審視。
這便是永昌年間中后期，大周朝堂的新格局。經過數年前那場疾風暴雨般的清洗，最公開、最激烈的反對派勢力已被物理清除或徹底噤聲。余下的朝臣，大致可分為幾類：
第一類，是鐵桿的“后黨”與改革支持者。他們或因利益捆綁，或因理念認同，堅定地站在武則天一邊。其中既有從潛邸時期就追隨的心腹（如許敬宗、李義府等，雖已老去或名聲不佳，但其政治?遺產仍在），也有在新政中獲益崛起的新貴，比如因推行新法、治理地方得力而得到提拔的干吏，以及最重要的新興力量――女官集團。崔清韻已從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升任吏部侍郎，成為名副其實的吏部副貳，掌管四品以下官員的銓選，權柄日重；蘇琬依然隨侍帝側，以“內史”之名行“機要秘書”之實，參與樞密，地位超然；裴文君、盧靜姝等地方女官雖未還朝，但其考績優異，已成為女官在地方履職的標桿。她們或許人數尚不占優，但位置關鍵，且背靠武則天這棵參天大樹，無人敢于小覷。他們是新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堅定維護者。
第二類，是識時務的務實派與中立派。這部分官員數量最多，構成了朝堂的主體。他們或許內心對女主臨朝、重用女官、修訂祖制等舉措仍有疑慮甚至不滿，但前車之鑒猶在，武后的鐵血手腕讓他們深知，公開對抗無異于以卵擊石。他們更關注自身的權位、家族的存續和朝廷的穩定。只要不觸及他們的核心利益（如爵位、田產、傳統的晉升渠道），他們愿意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新政，至少是保持沉默。他們對女官的態度，也從最初的震驚、抵觸，逐漸轉變為謹慎的觀察、有限的合作，乃至表面的尊重――畢竟，這些女官背后站著誰，他們心知肚明。這部分人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朝局的穩定。
第三類，是隱藏的、蟄伏的保守派。他們并未被完全清除，只是轉變了策略。他們或許出身世家大族，或許深受儒家正統浸染，對武則天的諸多政策，尤其是涉及倫理綱常的部分，深惡痛絕。但他們學會了將真實想法深埋心底，在公開場合變得沉默寡，或只談具體政務，回避敏感議題。他們可能在具體執行新政時陽奉陰違、拖延推諉，可能在私下聚會時痛心疾首、抨擊時政，也可能將希望寄托在時間、寄托在太子李瑾身上，期待有朝一日“撥亂反正”。他們是朝堂水面下的暗流，暫時平靜，卻從未消失。
新的平衡點，正是在這三股力量的微妙互動與妥協中，艱難地確立起來。
這種平衡，首先體現在人事安排與權力分配上。武則天展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她沒有一味任用私黨，而是有意識地保持各方勢力的某種均勢。三省六部的重要位置，既有她的心腹和能干的新銳（包括女官），也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有能力、有聲望、且愿意合作的舊臣。例如，宰相班子中，既有堅定支持她的劉t之，也有以才干著稱、對女主臨朝態度模糊但務實做事的裴炎。在地方大員的任命上，她也注意平衡，既有推行新政得力的干吏，也有能安撫地方、穩定局面的老成持重之輩。對于女官的提拔，她控制在一定的節奏和范圍內，既讓她們嶄露頭角，占據關鍵位置，又不至于引起舊官僚體系的全面反彈。崔清韻任吏部侍郎已是破格，但吏部尚書的位置，仍由一位資歷深厚、相對中立的官員擔任。
其次，體現在議事規則與決策過程中。大朝會上，公開的、激烈的爭論減少了。重要的決策，更多地是在小范圍的御前會議、或通過密奏、公文往來中決定。武則天依然乾綱獨斷，但她在做出重大決定前，往往會聽取多方意見，尤其是李瑾和幾位核心重臣的看法。李瑾在其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他既是母后意志的執行者，也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緩沖與調和劑。他會將朝臣中一些合理的、但可能因表達方式或立場問題不被母后采納的意見，以更委婉的方式提出；也會在一些具體政策的推行上，考慮到各方承受力，建議更和緩的步驟。許多朝臣，尤其是那些務實派和隱藏的保守派，將李瑾視為某種希望，認為他性情更仁厚，更尊重傳統，或許能在未來帶來改變。這使得他們即使對武則天不滿，也愿意為了“將來”而暫時忍耐，維持表面的合作。
再次，這種平衡也反映在政策的推行與修正上。武則天意志堅定，但對于改革推進的速度和具體方式，會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微調。例如，在女官問題上，她頂住了要求廢除女科的壓力，堅持每三年開科取士，但錄取名額和授官范圍，會根據朝野輿論和實際需求謹慎控制。在涉及士族特權、土地制度等深水區改革時，她采取了更迂回、漸進的方式，避免再次引發大規模對抗。對《永昌律》的推行，她態度堅決，但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允許地方官在一定范圍內“情法兩盡”，以緩和法律條文與民間習俗的劇烈沖突。這種原則上的堅持與策略上的靈活，使得新政在遭遇阻力時，不至于完全停滯，也給了反對者一定的適應和喘息空間，減少了硬性對抗的風險。
這一日的朝會，便鮮明地體現了這種新平衡下的朝堂生態。
議題是關于明年科舉取士的名額分配，以及是否在進士科考試中，增加“時務策”的比重，減少純粹詩賦的比重。這是一項旨在選拔更通曉實務人才的改革，由李瑾牽頭提議。
戶部尚書首先出列，他是務實派的代表，支持增加“時務策”比重：“陛下，太子殿下所甚是。如今國家庶務繁雜，急需通曉經濟、刑名、河工、邊務之干才。詩賦雖可陶冶性情，彰顯文采，然于治國理政，恐有隔靴搔癢之憾。增加時務策，可引導士子關心實務，學以致用。”
話音未落，一位出身文學世家的禮部侍郎便出反駁：“尚書大人此差矣。詩賦取士，乃我朝乃至前隋舊制，意在選拔文華之士，彰顯盛世氣象。治國安邦，固然需實務之才，然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士子不通經典，不擅文辭，何以明圣賢之道，何以教化百姓？且驟然更制，恐使天下士子無所適從，有失朝廷取士之公允。”
雙方各執一詞，引經據典，但辭都控制在就事論事的范圍內，沒有上升到人身攻擊或意識形態批判。其他官員或附和，或提出折中意見（如維持詩賦比重，但提高時務策評分占比），場面雖不熱烈，卻也有序。
武則天靜靜聽著，目光偶爾掠過幾位未曾發的重臣。裴炎眼觀鼻，鼻觀心，似在沉思。劉t之欲又止。崔清韻作為吏部侍郎，本與此事關聯密切，但她只是垂首而立，謹守本分，在皇帝或太子明確詢問前，不輕易開口――這是她作為女官，在朝堂上格外注意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