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利……版權……”狄仁杰咀嚼著這兩個新詞，眼中露出深思之色，“名稱倒是貼切。然具體操作，仍需詳議。譬如，如何鑒別是否真為‘創新’？尋常工匠稍作改動，是否也算？若兩人各自獨立做出相似改良，又當如何？版權的年限定為多久為宜？如何防止書坊借保護之名，行壟斷典籍傳播之實？”

文學館內，關于“專利”與“版權”的討論，比之當初“平等律”和“商法”的爭議，更為新奇，也更為激烈。反對之聲主要來自秉持傳統觀念的學者。

一位老博士痛心疾首：“荒唐！荒唐！百工之術，乃圣人所傳，為的是利濟萬民。豈有設為私密，專享其利之理？此乃與天爭功，與民爭利之極致！若依此法，魯班再生，是否也要向天下木匠收取斧鑿之資？蔡倫再世，是否也要壟斷造紙之利？技藝應該廣傳天下，惠澤蒼生，方是正道！設此‘專利’，是驅使人藏私，阻礙技藝流傳，于國于民，有百害而無一利！”

另一位負責典籍校勘的官員也憂心忡忡：“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著書立說，本為教化人心，傳承文明。若立‘版權’，他人不得翻刻，則窮鄉僻壤、寒門學子，如何得窺佳作？學問之道，貴在交流傳播，豈可設籬笆以自固？此非鼓勵學問，實乃禁錮思想也！長此以往，文脈壅塞，豈是盛世之象？”

支持者則從實際效用和激勵角度反駁。

裴談再次從實務出發：“諸公所，乃理想之境。然現實是，若無利可圖，魯大之輩不會費心改良筒車，或許至今百姓仍用著費時費力的舊器。若無利可圖，書坊不會冒險刊印冷門但有價值的典籍，許多學問或已湮沒。保護其一定期限之利，正是為了最終能更廣、更好地流傳。譬如農人種樹，需待其成材，方可伐用。未成材時便任人砍伐，則無人愿種樹矣。”

一位來自將作監的年輕官員提供了技術支持：“至于如何鑒別‘創新’，下官以為，可設專門機構或人員，比照舊有器物圖樣、典籍版本，核查其是否確有‘新奇有益’之處。此非不能為。我監中便有存檔歷代器物圖樣，可作比照。”

蘇味道則從“名”與“實”的角度調和：“或可不必直接稱‘專利’、‘版權’，以免刺激過甚。可仿‘市券’之例，稱之為‘新器憑照’、‘首刻文書’。授予‘憑照’、‘文書’者，在一定年限內專營、專印之權，期滿則憑照、文書失效，其法式、版樣公開。如此，既存激勵之實，又避藏私之名。”

爭論持續了數月。李瑾和狄仁杰不得不花費大量精力，一方面要說服保守派接受“激勵創新”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劉晏等激進派將保護范圍定得過寬、期限定得過長，以致真的形成壟斷，阻礙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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