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來，神都洛陽的冰雪消融，文學館內的爭論卻并未因季節更替而稍減。隨著《永昌商法》草案的逐漸成形，一個更加新奇、甚至在許多人看來有些“離經叛道”的議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一次，發端并非源于某位學者的奏疏，而是源于兩起看似微不足道、卻極具代表性的民間糾紛。

一起發生在洛陽南市。一位名叫魯大的木匠，祖傳一手精湛的水車、筒車制作技藝。他耗時數年，反復琢磨，改良了傳統筒車的龍骨結構，使其在同等水力下，提水效率提高了近三成，且更經久耐用。他小心翼翼地將這改良后的新式筒車圖紙藏于家中，只接一些高價定制活計，生活因此大為改善。然而好景不長，他的一名徒弟出師后，將圖紙偷偷摹繪一份，帶往他鄉，以更低廉的價格承攬工程，甚至將技術賣給了別的匠人。魯大發現后憤而告官，稱徒弟“竊我秘技，斷我生路”。可官府審理后卻認為，技藝非財物，圖紙亦非偷盜實體物件，且“百工技藝，本應流傳造福鄉里”，徒弟所為雖有背師道，卻難以依現行律法定罪，最終只是訓誡了事。魯大血本無歸，改良技藝迅速擴散，他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優勢，郁郁寡歡。

另一起則發生在國子監附近的書坊街。一位窮書生耗費心血，注釋、校勘了一部前朝詩文集，自費雕版印刷了數百冊，銷路尚可，略補家用。不料，另一家資金更為雄厚的大書坊見有利可圖，直接雇人買來一本，依樣翻刻，因其成本更低、鋪貨更廣，迅速擠占了市場。窮書生找上門去理論，反被對方奚落：“天下文章千古事，先賢詩文乃天下公器，爾不過略加批點，便想獨占其利？我刻我的，與你何干？”書生告到官府，得到的回復同樣是“無此律條”，只能自認倒霉。

這兩起案子，經由不同渠道，最終都擺到了太子李瑾的案頭。其時，李瑾正為《永昌商法》中關于“契約”的保護條款能否有效執行而思索，見到這兩樁“新奇”案件，心中不由一動。他將案情與自己的想法，同狄仁杰、劉晏等人商議。

“狄公，劉員外郎，你們看此二事。”李瑾將卷宗推過去，“魯大改良筒車，利在灌溉，實乃惠民之技；書生校勘詩文，亦有助于學問傳播。其心血付出，理應有所回報。然現行律法，于工匠之改良技藝，書生之校勘心血，竟無只字保護。長此以往，誰還愿費心改良工具？誰還肯精心校勘典籍？此非挫傷良工巧匠、學子文士之心乎？于永昌新政鼓勵農商、昌明文教之旨，豈非背道而馳？”

狄仁杰捻須沉思，他精通律法，熟諳舊例，很快便道：“殿下所慮甚是。然我朝乃至前朝律令，于此類事，確無明文。《工律》多涉官營工匠管理、物料稽核；《雜律》偶有提及‘器物造作不如法’，亦是指粗制濫造、不合規格，而非保護獨有技藝。至于文章典籍，向被視為公器，私刻翻印雖有爭論，但律無禁止，便是可行。欲加保護，恐需另立新規，且……”他眉頭微蹙，“此例一開，牽扯甚廣。百工技藝，歷來是師徒相授，秘不外傳，若以律法保護其‘獨有’，是否會阻礙技藝流傳，令百姓不得共享其利？文章之事，若人人皆可主張己作不許他人翻刻，是否又會禁錮學問，不利教化？”

劉晏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年輕，思維活躍，對新事物接受度高：“狄公所慮固是。然下官以為，此事關鍵，在于‘激勵’二字。魯大若不改良筒車，其技不過尋常；書生若不精心校勘，其書亦無價值。其改良、校勘所增之價值，乃其心血所凝。若其心血可被他人隨意無償取用，則人皆坐享其成，誰還愿勞心費力去‘創新’、去‘求精’？保護其一定期限內的獨享之利，正是為了激勵更多人投入心血，去創造更多更好的器物、更精良的典籍。此所謂‘予之以利，驅之以進’。待保護期限一過，其技藝、其文章自然流入公域，造福眾人，豈不兩全？”

他越說越興奮，聯想到正在編纂的《商法》：“此理與商法保護‘契約’、保障交易類似。若無法律保障交易安全、保護合法得利，則人皆不愿行商，貨殖何以流通？同理，若無法律保障良工、文士之心血得利，則創新、精進之風何以盛行？此二者，一為通有形之貨，一為勵無形之智，皆為國家富強之要途！”

狄仁杰緩緩點頭：“劉員外郎‘激勵’之說，頗有些道理。只是，這‘獨享之利’如何界定？期限幾何？由誰認定？如何防止有人借機壟斷尋常技藝、尋常文章，反害公益？此中分寸，極難把握。”

李瑾道：“難，方顯立法之必要與價值。可先嘗試確立原則，細化條目。譬如，工匠所創新式、有效之器物制法，可向官府（如將作監或州府工曹）呈驗，經核實確為創新且有益，則授予其專營其利之權，許其在一定年限內（如五年、十年）獨家制造、售賣，或向他人收取一定‘授權’費用。過期則公開，他人皆可仿制。此所謂‘專利’――專享其利也。至于文章典籍，可規定首次雕版印刷者，對其特定的版式、校勘、注釋，擁有專印之權，一定年限內，他人不得原樣翻刻。但原文章本身（如前人詩文）不在此限。此所謂‘版之權’，保護的是編校、刻印者的心血與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