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絕大多數在恐怖中噤聲的官員和士人而，女帝下詔重修律法，尤其是強調“刪繁就簡”、“去苛從寬”、“程序公正”，像是一道從厚重陰云縫隙中透出的微光。雖然無人敢公開歡呼，但私底下，不少人心中重新燃起了些許希望――或許，在鐵血清洗之后，帝國真的要走向一個更有規則、更少隨意恐怖的未來了？至少，這是一次可以“合法”參與、表達某些理念的機會。
而對于文學館的設立，以及狄仁杰被委以總編修之重任，明眼人都能看出女帝的深意。狄仁杰為人剛正，明習吏事，通曉律令，更難得的是，他在之前的清洗中，雖未明確反對，但也與酷吏保持距離，未曾參與羅織陷害，在朝野清流中頗有聲望。由他主持修法，既能保證新法的質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撫人心，彌合裂痕。而太子李瑾的參與，則更是一個明確的信號：新法不僅關乎當下，更著眼于未來，是女帝為繼承人鋪路的重要舉措。
詔令下達后不久，文學館在洛陽城南的崇文館舊址正式掛牌成立。這里曾是收藏典籍、校勘圖書、匯聚學者之地，環境清幽，館舍寬敞。狄仁杰以宰相之尊，親自坐鎮，從各地征召的明法之士、飽學宿儒開始陸續抵達。
這是一支奇特的隊伍。其中有皓首窮經、精通漢律乃至先秦法家典籍的老儒，如來自江南的徐文遠，對《唐律疏議》倒背如流；有精明干練、長期在刑部、大理寺任職，熟悉司法實務的中年官員，如刑部郎中裴談，以斷案公允著稱；有思想活躍、不滿舊律陳腐、試圖引入新理念的年輕學子，如出身寒門、進士及第后入弘文館的劉晏（注：此處為藝術虛構，與歷史上的財政家劉晏同名不同人），對商事、田土糾紛等新興領域的法律問題頗有見地；甚至還有少數幾位在之前風波中因“立場正確”或背景相對簡單而被提拔的官員，如蘇味道，文采斐然，也被征召參與文字潤色工作。
李瑾幾乎每日都會抽時間來到文學館。他不以監修的身份指手畫腳，而是像一個謙虛的學生，聽取各位學者的意見，參與討論。他與狄仁杰的配合也越發默契。狄仁杰老成持重，總攬全局，把握修法的大方向和原則性問題；李瑾則思維敏捷，常常能提出切中要害的問題，或從“仁政”、“民本”的角度出發，對新法條款的細節提出建議。例如，在討論“刑訊”條款時，李瑾力主嚴格限制刑具規格和使用條件，必須有多名官員在場監督，并且“拷囚不得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且“拷滿不承，取保放之”，以防屈打成招。這些建議，不少都與狄仁杰的想法不謀而合。
然而，修法之路絕非坦途。文學館內的爭論，常常激烈異常。
關于如何處理“十惡”大罪（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的條款，爭論尤為激烈。舊律對此處罰極重，且多株連。有學者認為，為彰顯新政威嚴，對危害社稷、君父之罪，當從嚴從重，以儆效尤。但以徐文遠為代表的一些老儒則從經典出發，認為“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輕典”，如今新政推行，當示天下以寬仁，對“十惡”中的某些條款（如部分涉及家庭倫理的“不孝”、“不睦”），可適當減輕處罰，或縮小株連范圍。雙方引經據典，爭執不下。
關于土地、賦稅、商賈等涉及新政核心的經濟律條，爭論更是焦點。劉晏等年輕學者主張，新法應明確保護私有產權（包括庶民和新興商賈的財產），簡化交易程序，降低商業稅賦，并設立專門處理商事糾紛的“市舶司”或類似機構，以促進貨殖流通。但這遭到了部分出身士族、秉持“重農抑商”傳統理念的學者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是“本末倒置”、“與民爭利”，會導致奢靡之風盛行，動搖國本。
最大的難點，還在于如何處理“酷吏”與“程序正義”的矛盾。狄仁杰和李瑾都深知，當前最遭人詬病、最破壞“法治”基礎的，正是索元禮、來俊臣等人無法無天、羅織構陷的行徑。新法必須對此做出嚴格限制，明確訴訟程序、證據規則、審級權限，嚴禁非法刑訊和法外施刑。但這就觸及了最敏感的政治神經：那些酷吏，是女帝默許甚至縱容的，他們的許多行為，打著“肅清逆黨”的旗號，甚至是“奉旨辦案”。在草案中明確提出這些限制，會不會被視為對女帝權威的挑戰？對之前“清洗”的否定？
在一次閉門討論中，狄仁杰指著草擬的“訴訟”、“斷獄”篇章，對李瑾和幾位核心成員嘆道：“此乃新律之關鍵，亦是最難落筆之處。寫輕了，形同虛設，無補時弊；寫重了，恐觸逆鱗，事不可為。”
李瑾沉默良久，緩緩道：“狄公，法貴公允，亦貴可行。不寫，則永無改變之機。可先立其原則，明其程序，至于具體尺度……或可暫留余地，待日后司法獨立、監察有力之時，再作充實。然‘禁止羅織’、‘刑訊有度’、‘據證定讞’等根本原則，必須寫入，以為后世之法。”
裴談也道：“殿下所甚是。律法乃國之公器，當垂范久遠。即便一時難以盡除積弊，亦當在法中指明正途，樹立規矩。否則，立法何為？”
最終，在狄仁杰的堅持和李瑾的支持下，新律草案中，《斷獄律》部分被格外重視，加入了大量關于審訊程序、證據規則、刑訊限制、復核機制的詳細條款。雖然其中并未直接點明“酷吏”二字，也保留了“詔獄”、“欽案”等特殊程序，但其倡導的“疑罪從無”（雖無明文表述，但有類似精神）、“罪刑相應”、“程序法定”等原則，已是對當前司法黑暗的某種撥亂反正的嘗試。
每日，文學館內燈火常明。案牘堆積如山，既有歷代律典、判例匯編，也有各地上報的疑難案件卷宗。學者們爭論、辯駁、查閱、起草、修改，字斟句酌。李瑾常常待到深夜，與眾人一起推敲條款。狄仁杰更是事必躬親，常常為一條律文的表述，與同僚反復商討，直至找到最恰當、最平衡的措辭。
窗外，秋意漸濃，落葉紛飛。而文學館內，一場關乎帝國未來命運、試圖在血腥之后重建規則與秩序的宏大工程，正悄然進行。這是一次艱難的跋涉，每一步都可能觸碰雷區，每一字都可能引來猜忌。但參與其中的許多人，無論是像狄仁杰這樣的老臣，還是像劉晏這樣的年輕人，眼中都閃爍著一種久違的光芒――那是一種在漫漫長夜中，試圖點亮一盞明燈，為這個傷痕累累的帝國，尋找一條更有希望、更可預期的出路的執著與期盼。
新律的草案，在無數個不眠之夜中，一頁一頁地增厚。它承載著理想，也背負著現實；試圖約束權力，卻又不得不向權力妥協。它能否真的成為“永昌”時代的基石，將帝國引向“法治”的軌道，而非淪為另一紙空文？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但至少，修訂工作本身，就像在白色恐怖的凍土上，頑強地掘開了一道縫隙，讓一絲理性、公正與希望的氣息，得以艱難地透入。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