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歷二年，三月，暮春。

洛陽城外的柳枝終于抽出了新綠，桃花、杏花在料峭春風中怯怯地綻放，為這座被血腥和恐懼浸泡了一整個冬天的都城，涂抹上幾分勉強的、脆弱的生機。然而，城中那無處不在的肅殺與凝滯，并未因季節更替而真正消融。只是，一種新的、奇異的“秩序”與“效率”，開始在沉默與恐懼的凍土上，如同那些早開的花一般，有些畸形地生長起來。

白色恐怖如同最有效的除草劑，將公開的、有組織的反對聲浪徹底物理清除。曾經在朝堂之上慷慨陳詞、引經據典駁斥新政的“舊黨”領袖，要么身首異處懸首城門，要么闔家流放瘴癘之地，要么削職為民圈禁鄉里。他們的門生故吏、姻親盟友，要么緊隨其后遭受清算，要么噤若寒蟬，惶惶不可終日，唯恐大禍臨頭。盤根錯節、阻礙了帝國肌體運轉上百年的門閥世家、既得利益集團，在女帝冷酷無情的鐵腕和酷吏們無孔不入的羅織下，遭受了自南北朝以來最沉重、最徹底的打擊。雖然其根基并未被完全鏟除，但至少在表面上，他們已經喪失了公開對抗的勇氣和能力。

道路，被強行鋪平了。用無數的人頭、家族的破滅、以及整個統治階層的集體失語為代價。

于是，那些曾經爭吵數年、議而不決、或推行起來阻力重重的新政措施，開始以一種前所未有的、近乎“順暢”的速度，在帝國的肌體上推行開來。這種“順暢”，并非源于共識與擁護，而是源于極致的恐懼和生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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