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心說”引發的漣漪尚未平息，格物院內新舊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動。然而，李瑾深知，思想的論戰固然重要，但知識的沉淀、整理與傳播，才是文明進步的堅實階梯。當一種新的認知范式開始萌芽，當零散的經驗、技藝、發現逐漸積累，迫切需要一種系統性的梳理、甄別、歸納與編纂，將其從個人的、私密的、口耳相傳的“秘術”，轉化為公共的、可傳授的、可驗證的、可發展的知識體系。這不僅是傳承的需要，更是將“格物”理念制度化、正統化，并最終融入帝國文化血脈的關鍵一步。
恰在此時，一個絕佳的契機出現了。
麟德九年冬，天后武媚娘于洛陽宮貞觀殿召集重臣，議及文教之事。其時，大唐國力臻于鼎盛，四夷賓服，海內晏然。武后雄才大略，既有經天緯地之志，亦有垂范青史之心。她深感自太宗朝修撰《五經正義》定儒學一統，高宗朝敕編《文館詞林》、《瑤山玉彩》等類書以來，雖文治粲然，然典籍浩繁，新舊雜糅，尤以近年來格物院所倡“實學”、“新技”、“異聞”層出不窮，多有未載于經典、不見于故紙者。或散落于匠戶作坊，或流布于海商行旅，或秘藏于方士丹房，不成體系，難窺全豹。長此以往，恐技藝失傳，新知湮沒。
“本宮觀古今治世，武功文治，不可偏廢。”武媚娘鳳目掃過殿中群臣，最后落在李瑾身上，“三郎倡格物致知，諸館新學迭出，于國于民，實有裨益。然學理技藝，若無編纂整理，則如珠玉散地，難以匯聚成器。本宮有意，仿前代修書舊例，集天下飽學之士、能工巧匠，于洛陽設館，廣搜博采，編修一部曠古未有之巨典，不唯經史子集，更兼百科雜學，凡天文、地理、算數、醫藥、百工、農桑、舟車、軍械、乃至海外風物、新出技藝，無所不包，務求詳盡，以彰我大唐文治之盛，亦為后世開智儲才。三郎以為如何？”
李瑾聞，心潮澎湃。這正是他夢寐以求之事！將格物院數年來探索的成果，以及天下已有的實用知識，進行一次全面的、系統化的整理、驗證和編撰，這不僅是知識的集大成，更是確立“實學”地位，將其從“奇技淫巧”提升到“經世致用之學”高度的絕佳機會。他當即出列，深施一禮：“天后圣明！此乃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之盛舉！臣以為，此典不應囿于經史陳，更當以‘經世致用，格物求真’為旨，廣收天下有用之學，尤其是近年格物院所究之新學、所創之新技，詳加考辨，去偽存真，圖文并茂，務使覽之可學，學之可用。此典若成，當名之曰――《弘道大典》或《開元寶典》，取其包羅萬象、開啟新知之意。”
“《開元寶典》？好！此名氣象恢宏！”武媚娘拊掌稱善，“便以此名！此事，便由太子太師李瑾總領，會同秘書監、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并格物院諸館，廣征天下名儒宿學、奇才異能之士，齊聚洛陽，設‘修典館’，即日開館修書！所需錢糧用度，一應由內庫、戶部支應！”
詔令一下，天下震動。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國家組織編纂大型類書、總集，本是文治昌明的象征，如《皇覽》、《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但如武后所諭這般，明確要求將“百工雜學”、“海外新技”與經史并列，甚至單獨成類，系統編入國家級大典，實屬破天荒第一遭。這無疑是對傳統“重道輕器”、“重義理輕技藝”觀念的一次公開挑戰和部分修正。
消息傳出，清流士林反應復雜。一部分正統儒臣激烈反對，認為將工匠之術、方士之流、海外奇談與圣賢經典并列，是“淆亂學統，褒瀆斯文”，有損朝廷體面。但更多務實或嗅覺敏銳的官員，尤其是與格物院已有接觸或對其實用成果（如改良農具、新式海圖、火藥配方、醫療防疫等）有所了解的朝臣，則看到了此事的深遠意義――這是將那些“有用之學”正式納入國家知識體系，賦予其合法性與權威性。不少在野的飽學宿儒、隱逸名士，也被“修撰曠世大典”的名頭所吸引，或為揚名，或為求道，紛紛應召前來。
洛陽城東南，原屬將作監的一處龐大官署被緊急修繕、擴建，掛上了“修典館”的金字匾額。館內殿宇連綿，廊廡深邃，設總纂廳、分纂處、謄錄房、藏書庫、繪圖坊、樣本作坊等，規模空前。李瑾被任命為“監修總裁”，總攬全局。秘書監、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的負責人以及數位德高望重的碩儒任“副總裁”，分管經史、諸子等傳統典籍部分的編纂。而格物院八大學館的館主，則被任命為“分纂總纂”，各自負責本學科領域的編撰工作。此外，還從全國各地征召、薦舉了超過兩千名在經學、史學、諸子、文學、天文、歷算、地理、醫藥、百工、農桑、乃至海外方物等方面有所長的學者、匠人、方士、海商，匯聚洛陽。
一場規模空前、意義深遠的知識大整理、大編纂，拉開了帷幕。
然而，編纂伊始，便遇到了根本性的難題――體例。傳統類書，如《藝文類聚》，多以“天、地、人、事、物”為綱，下列子目，摘錄前人著作中的相關文字，以辭藻、典故為主，注重“文”而非“理”，重“述”而不重“作”，更不涉及具體的技術操作和數據。這顯然無法容納格物院所強調的實證知識、技術流程、定量數據和那些全新的、不見于經傳的概念。
圍繞體例，修典館內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傳統派的副總裁、大儒們堅持沿用舊類書體例，將新技術、新知識拆散，附會于傳統的“天部”、“地部”、“器用部”等條目之下，作些點綴即可。而以李瑾為首的格物院派，則堅決要求設立全新的、獨立的部類，按照知識的自身邏輯和實際應用來分類編排。
“《開元寶典》，當為‘典’，而非‘類書’！”在一次激烈的總纂會議上，李瑾力排眾議，“類書輯錄舊文，供詞臣獺祭；寶典當立新規，為萬世法式！若依舊例，則新式帆索之制，該入‘舟車’還是‘器用’？蒸汽之力原理，該入‘天象’還是‘巧藝’？新式煉鋼法，是歸‘金鐵’還是‘方技’？如此強附，非驢非馬，后人何以查考，何以習用？”
他提出了自己醞釀已久的全新分類框架――“三層兩翼”結構。
“三層者：道、法、術。”李瑾闡述道，“道，為根本原理，如算學之公理、格物之力學、化機之變化本質、天地運行之規律（暫以渾天、宣夜諸說并存）。法，為規律方法，如各種算法、實驗之法、觀測之法、推演之法。術，為應用技藝，如舟車制造、軍械火器、農工之法、醫藥之術。”
“兩翼者：用、流。”他繼續道，“用，載其實際應用、操作規程、數據圖表，務求詳盡，可依樣施行。流，述其源流演變、各家異同、未解疑難，以啟來者。”
“具體部類，當打破經史子集之藩籬，依學理與實用重分。”李瑾最終拋出了他設計的、融合了傳統與創新的分類目錄，共分十大門類，下轄百余子目：
1.經史大義門（仍收傳統儒家經典及歷史，但強調經世致用的注解，并增“域外史地”子目，收錄《坤輿萬國全覽草圖》及說明，海外諸國風土志）。
2.諸子百家門（收錄儒、道、法、墨、名、農、兵、陰陽等諸子著作，并增“新學濫觴”子目，收錄格物院新出之理論文章、假說探討，如“日心說”之辯論文稿，僅作為一家之收錄）。
3.天象歷算門（分天文、歷法、算術三大部分。天文部不僅錄傳統星象分野、占驗之說，更以大量篇幅收錄司天臺、格物院地輿館最新觀測數據、星圖、儀器制法，并列渾天、宣夜、日心（作為假說）諸說。算術部則以新符號、新方法系統整理《九章算術》等，并加入李瑾引入的幾何、代數初步知識，強調演算過程與實用例題）。
4.地理輿圖門（以《坤輿萬國全覽草圖》及其繪制方法、測量術為基礎，系統收錄大唐及四夷地理、山川、氣候、物產、城池、道路、航道，并附詳細圖說、比例尺、圖例規范，首次將精確制圖學系統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