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島羈縻敕令》的頒布，如同在倭國這潭已被唐軍武力攪動的渾水中，又投下了一顆決定性的石子。其激起的最大漣漪，并非那些虛頭巴腦的政治名分變更，而是其中關于礦藏的那幾條冷冰冰的條文――“倭國所有已發現及未來發現之金、銀、銅、鐵等礦藏，皆為‘天朝國有’，由都督府下設‘礦監司’統一勘察、開采、冶煉。所得礦產，按定額上繳國庫……”
文字是冰冷的，但其背后所代表的，是大唐對倭國經濟命脈最直接、最徹底的攫取。李瑾和洛陽朝廷的意圖清晰無比：戰爭需要補償，駐軍需要供養，未來的海洋擴張需要海量資金，而倭國列島之下埋藏的貴金屬，正是最現成、最誘人的戰利品。
敕令墨跡未干，李瑾的政令便接踵而至。在難波津剛剛打下地基的“鎮倭城”內，掛上了“倭島都督府礦監司”的臨時牌匾。來自格物院、將作監、少府監的精干吏員、勘礦匠師、冶煉好手，以及一隊隊全副武裝的唐軍護衛，開始以此為中樞，向倭國各地已知的、或疑似有礦的地區進發。他們的目標，是那些在歷史記載、前代遣唐使交流、以及此番從投降貴族和僧侶口中拷問出的金銀礦點。
首要目標，鎖定在了本州島西部的石見國（今島根縣）。此地有銀山，在倭國史料中偶有提及，但開采規模和技術極為原始。礦監司主事，是一位名叫崔器的官員，他出身將作監，曾在隴右、江南參與過礦務，對金銀銅鐵的開采冶煉頗有心得，更關鍵的是，他帶來了格物院根據李瑾理論初步改良的探礦、選礦和冶煉技術。
崔器帶著數百人的隊伍，其中包括五十名唐軍護衛、三十名工匠、二十名通譯和書記，以及數百名被強征的當地倭人勞役，跋山涉水，來到了石見銀山所在的山區。眼前景象，讓崔器皺了皺眉。所謂的“銀山”，不過是幾處被簡單開鑿的礦洞，洞口低矮，以原木勉強支撐，礦工（多是奴隸或囚徒）佝僂著身子，用最原始的石錘、木撬開采礦石，效率低下，危險異常。提煉白銀則多用“灰吹法”的原始版本，損耗大，純度低，煙氣有毒，環境惡劣。
“此地確有銀脈，蘊藏頗豐，然倭人開采之法，無異于暴殄天物。”崔器對隨行的副手和護衛校尉說道，“即刻清理場地，搭建營寨。先以火藥開山，拓寬礦洞入口，增設木架支撐，確保通風。選礦之法，當用水力淘洗、重選，提高效率。至于冶煉……”他拿出幾卷圖紙，上面繪有李瑾“提點”過的改進型高爐和灰吹爐結構，“按此圖建造新爐，務必加快進度。都督有令，三月之內，需見此礦產出第一批成銀，運回奈良，以為表率！”
工匠們立刻開始忙碌。火藥被小心翼翼地用于松動巖層，爆炸聲震撼山谷，讓附近的倭人驚恐跪拜，以為又是唐軍的“霹靂”。新的礦洞以更科學的方式開掘，有了更穩固的支撐和通風設施。溪流被引水，帶動簡易水車，用于沖洗、篩選礦石。山坡上，新的冶煉爐開始砌筑，其結構遠比倭人原有的土爐復雜、高效。
崔器也沒忘了“以夷制夷”。他找來原本控制此地的倭人小豪族，此人早已被唐軍嚇破了膽，畢恭畢敬。崔器給了他一個“礦監司石見礦場協理”的空頭銜，命他負責招募、管理當地礦工，提供糧草物資，并承諾按其“貢獻”給予微薄分成。這小豪族見不僅保住了性命，似乎還有利可圖，立刻轉變態度，賣力驅使起原本屬于他的農奴和擄來的貧民。
石見銀山的“唐法”開采，很快見到了成效。新法開采的礦石品位更高，新式冶煉爐出銀的效率和純度也遠勝從前。當第一批閃爍著誘人光澤的銀錠被鑄造出來，整齊地碼放在木箱中時，崔器松了口氣，立刻派人快馬加鞭，將喜訊和部分樣品送往奈良。
幾乎在石見銀山步入正軌的同時，另一支規模更大的礦監隊伍，在唐軍一個營的兵力護送下，乘船渡過日本海，登上了佐渡島（今新縣佐渡島）。此地傳聞有金礦，但位置更偏，開發更少。隊伍中除了工匠，還有隨軍測繪的書記員，他們的任務不僅是開礦，還要繪制詳細的島嶼地圖，建立據點，為將來可能的大規模開發做準備。佐渡島孤懸海外，控制此地，也具有重要的軍事和航運價值。
本州中部的甲斐國（今山梨縣）金礦、出羽國（今山形縣、秋田縣）的金銀礦，也陸續被標記、勘察，并開始了初步的清理和營建。每至一處，流程大同小異：唐軍武力控制，驅散或收編原有礦主（通常是當地豪族或寺院）；工匠評估礦脈，規劃開采；征發當地勞役（給予極低報酬或干脆是強制勞役）；建立由唐人主導、倭人協理的管理體系；修筑防御工事和直通港口的道路。
這是一場系統性的、高效的國家級資源掠奪。與歷史上任何私人或團體的盜采、走私不同，這是以國家機器為后盾，以先進技術為工具，以軍事占領為保障的合法“征收”。倭國原有的、零散的、低效的礦業體系被徹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直接對倭島都督府、最終對大唐朝廷負責的垂直管理體系。
奈良，臨時元帥行營內，關于礦藏的報告雪片般飛來。
“稟大帥，石見銀山第一批成銀五千兩已入庫，后續月產預計可達一萬五千兩至兩萬兩，若擴大開采，引入更多勞役，產量可倍增。”
“報，佐渡島已發現高品位金砂礦脈，初步試采，日可得砂金二十兩，已建立營寨，并發現天然良港一處，可停泊大船。”
“甲斐國黑川金山，倭人舊礦洞已清理完畢，新爐在建，預計下月可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