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藪山城的烈焰濃煙尚未散盡，其傳遞的恐怖信號卻已如驚濤駭浪，席卷了整個倭國列島。“唐軍有雷神相助，可喚天火，崩山摧城”――這已不再是潰兵的夸張之詞，而是被伊賀山中無數雙驚恐的眼睛見證，被山城廢墟的斷壁殘垣所證實的、無可辯駁的“神罰”現實。與這等超越想象的力量為敵，不再是勇武與否的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自取滅亡。
恐慌如同瘟疫，從畿內（奈良周邊）向四周瘋狂蔓延。本州西部、中部，乃至四國、九州殘余的抵抗勢力，聞風喪膽。原本還在觀望、甚至暗中串聯意圖“勤王”的地方豪族、國司、郡司們，爭先恐后地派出使者，攜帶降表、禮物、人質，涌向奈良唐軍大營。他們跪伏在帥府前，用最謙卑的辭，表達對大唐天兵的畏懼與臣服，只求保全家族性命與領地。
帥府之內，李瑾端坐主位，何迦樓、金仁問等將領、幕僚分列兩旁。案幾上堆滿了各地送來的降書順表。空氣中彌漫著檀香與墨香，也彌漫著一股無形的、勝利者的威壓。
“殿下，據各路人馬回報，本州西部、中部六十八國，已有五十三國遣使請降，余者或因地處偏遠消息不通，或為蝦夷（北海道）化外之地，不足為慮。四國島諸豪族亦已上表歸附。九州殘余抵抗已基本肅清。唯本州東北陸奧、出羽等地，山高路遠，豪族林立，向不服王化，目前尚無明確消息，但觀其態勢，亦不敢輕舉妄動。”行軍司馬捧著文書，一一稟報。
李瑾微微頷首，目光沉靜。軍事上的征服已近完成，但如何將軍事勝利轉化為穩固的政治統治，才是真正的考驗。倭國不同于高句麗，它是一個孤懸海外的島國，有自己獨特的語、文化和統治結構。徹底吞并、直接設郡縣，成本太高，也易激起長期反抗。最佳策略，莫過于“羈縻”，即保留其原有統治架構，但置于大唐的絕對宗主權和控制之下。
“傳令各軍，穩扎穩打，控制要地。對請降者，一律以禮相待，準其保留現有職位、領地，但需具結保證書，獻上戶籍圖冊，繳納‘助軍糧餉’，并遣嫡子或重要親族至奈良為質。若有反復，或陰奉陽違者……”李瑾頓了頓，聲音轉冷，“鬼藪山城，便是前車之鑒。”
“是！”行軍司馬躬身記錄。
“另，以本帥名義，發布安民告示，遍傳各郡縣。內容要點：一，大唐興仁義之師，討伐不庭，止誅首惡，不擾良善。二，倭國自此去帝號，去‘天皇’僭稱，恢復‘倭國王’封號，永為大唐藩屬。三，廢其‘朱鳥’偽年號，奉大唐‘麟德’正朔。四，倭國朝廷需改組，設‘倭島都督府’，由大唐派遣都督統轄軍政，倭王協理民政。具體細則，待本帥奏明圣上、天后后頒行。五，各地官吏、豪族、僧侶，凡遵大唐號令、安分守己者，皆可保全富貴。”
這道告示，如同一把精準的手術刀，劃開了倭國政治的核心。去帝號、奉正朔、設都督府――這意味著倭國從名義到實質，都將被完全納入大唐的宗藩體系，其內政外交、軍事大權，將被大唐牢牢掌控。
告示一出，在倭國上層引發了劇烈震蕩。一些頑固守舊的貴族、神道教神官，私下哀嘆“國體淪喪”、“神裔蒙塵”，但在唐軍鐵蹄和“霹靂”的威懾下，無人敢公開反抗。更多的貴族、官吏則在恐慌之后，開始思考如何在新秩序下保住、乃至提升自己的地位。畢竟，對許多人來說，頭頂是天皇還是大唐皇帝，差別或許并不如家族的存續和利益來得重要。
而這一切安排的關鍵前提，是那位被囚禁在奈良某處嚴密守衛宅邸中的“天皇”――天武天皇本人的正式屈服。他需要以一種公開、正式、無法挽回的方式，承認大唐的宗主權威，接受李瑾代表大唐皇帝、天后提出的所有條件。只有他這位“現人神”（天皇在神道教中的神圣身份）低頭，大唐對倭國的統治才具備“法理”上的徹底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瓦解殘余的、基于傳統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的抵抗意志。
數日后，經過幕僚的精心準備和與倭國被俘公卿（已被李瑾甄別、部分釋放并暫時任用，以維持基本行政運轉）的數次溝通，一場旨在終結倭國獨立地位的受降儀式，在奈良京皇宮（大內里）正殿――大極殿前的廣場上舉行。之所以選在此地，意義非凡。大極殿是倭國模仿唐長安太極殿所建，是其舉行最重要儀式的場所。在此地接受天皇的降表，象征著對倭國政治核心的徹底征服。
是日，天空陰沉，似有雨意，但并無雨滴落下，只是壓抑得讓人心頭發沉。大極殿前廣闊的廣場上，旌旗獵獵。五千唐軍精銳，頂盔貫甲，持戟荷戈，從宮門一直排列到大殿丹陛之下，組成兩條森嚴的通道。陽光偶爾穿透云層，照亮他們冰冷的甲胄和鋒利的兵刃，肅殺之氣彌漫天地。廣場四周的高處，隱約可見一門門褪去炮衣的輕型火炮，黑黝黝的炮口沉默地指向下方，無聲地提醒著所有人，抵抗的下場。
廣場正中，丹陛之下，已設好香案、旌節。李瑾身著紫色親王常服（代表天子出征的象征），外罩明光鎧，腰懸御賜“定遠”劍，在何迦樓、金仁問等數十員將領、幕僚的簇擁下，肅然立于香案之側。他神色平靜，目光深邃，并無戰勝者的驕狂，只有一種俯瞰一切的威嚴。
辰時三刻，號角長鳴。宮門緩緩打開，一隊人從宮內緩緩走出，走向廣場中心。
走在最前面的，正是天武天皇。他已褪去了那日被俘時的“袞冕”，換上了一身素白色的、沒有任何紋飾的“帛衣”，披發跣足――這是倭國表示“待罪”或“重大反省”時的最高規格服飾，近乎于罪衣。他臉色蒼白，眼窩深陷，數日的囚禁和巨大的精神壓力，已讓這位曾經高高在上的“現人神”憔悴不堪，步履蹣跚。在他身后，跟著數十名倭國王公貴族、高階官吏、神官領袖，皆身著素服，低頭垂手，面色灰敗。這些人，是壺坂之戰后被俘或隨后主動投降的倭國統治核心，此刻被集中于此，共同見證這屈辱的一刻。
隊伍在唐軍士兵冰冷目光的注視下，沉默地穿過刀槍組成的甬道，每一步都似有千鈞之重。許多倭國貴族渾身顫抖，幾乎無法站穩，需要旁人攙扶。空氣中彌漫著絕望與屈辱的氣息。
行至丹陛之下，距離李瑾及香案約十步，隊伍停下。天武天皇抬起頭，目光與李瑾平靜卻極具穿透力的視線一碰，立刻像被燙到般縮回，深深地低下頭去。他身后所有倭人，齊刷刷地跪倒在地，以頭觸地。
一名通事（翻譯）上前，用倭語高聲宣道：“倭國罪臣，向大唐皇帝陛下、天后陛下，及欽差征東大元帥、太子太師、英國公李瑾殿下，乞降請罪！”
天武天皇伏在地上，身體微微顫抖。良久，他才用干澀嘶啞的聲音，開始誦讀事先準備好的、用漢文書寫的《請罪乞降表》。這封降表，由唐軍幕僚擬定，倭國公卿潤色，最終由天武天皇親手抄錄（并蓋上了倭國“天皇御璽”和“太政官印”）。辭極盡卑微悔過之能事：
“臣，倭國小王（自稱去帝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上書大唐皇帝陛下、天后陛下御前，并叩拜天朝欽差大元帥李公瑾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