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洛陽城在“大周東寺”的土木轟鳴與日益洪亮的梵唄聲中，日益浸潤于佛教的金色輝光時，梁國公李瑾的府邸書房內，卻彌漫著一種截然不同的氣息。這里沒有檀香，只有墨香與淡淡的茶煙；沒有誦經聲，只有書頁翻動的輕響與偶爾的議論。面對武則天日益高漲的崇佛熱潮及其背后隱含的思想一統傾向，李瑾并未選擇直接對抗――那既不明智，也非他所愿。他選擇了另一條路徑：在不觸動崇佛大局的前提下，以一種更務實、更兼容并包的方式，倡導思想的多元與實用，試圖在日漸濃郁的“佛光”之外，為帝國保留一片理性與實用的土壤。

他的策略，首先體現在對《大唐報》的進一步引導上。盡管報紙必須報道諸如“大周東寺”奠基、天后駕臨法會、高僧講經等“盛事”，并適當刊登一些勸善的佛理文章，以符合“大勢”，但李瑾指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必須確保報紙的主體內容和基調，牢牢鎖定在“經世致用”上。

于是，在“佛門祥瑞”和“高僧法語”的版面之外，《大唐報》持續且顯著地增加了以下內容：

大量關于各地農桑水利、屯田實邊、勸課農桑的報道。詳細介紹先進的耕作技術（如曲轅犁的改進、水稻移植法）、水利工程（如修復的古渠、新開的陂塘）、新作物（如占城稻的試種推廣）的成效。表彰那些興修水利、鼓勵耕織、頗有政績的地方官員，將其事跡詳細報道，樹為楷模。

深入剖析朝廷重大政策。如對“兩稅法”試行得失的討論（并非批評，而是探討如何在各地更好執行、避免弊端）；對府兵制面臨困境的分析及“長征健兒”等募兵制探索的介紹；對漕運、鹽鐵、市舶等經濟事務的解讀。文章注重數據和事實，語平實，旨在讓官員士子了解國策，啟發思路。

介紹實用技術與科學知識。雖然版面有限，但李瑾堅持保留了一個名為“格物”的專欄，介紹一些實用的算學新法、簡易的工程技藝（如測量、建筑基礎）、改良的紡織工具、基本的醫藥常識、天文歷法修訂（與太史局的“祥瑞”報告區分開，側重其實用性）等。盡管有時會被士人譏為“奇技淫巧”，但李瑾認為，這些才是真正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連載“良吏傳”和“名將譜”。選取歷史上和本朝有作為的能臣干吏、善于治軍的將領，記述其務實政績或成功戰例，總結其經驗，文風力求生動，避免空泛的道德說教。李瑾希望通過這些故事，潛移默化地塑造一種重實效、重事功的價值取向。

針砭時弊（有限度的）。在把握分寸的前提下，刊登一些揭露地方積弊、反映民間疾苦（如某些地區賦役不均、胥吏擾民）的調查文章，或就某些社會問題（如溺嬰、厚葬、土地兼并隱憂）展開討論，引導輿論關注實際問題，并提出建設性意見。

此外，李瑾還利用他主持或參與修訂典章制度、科舉條規的機會，進行著更根本的努力。他提議，在科舉取士中，除傳統的經義、詩賦、策論外，應適當增加對時務、算學、律法、地理等“實學”內容的考核比重，至少應在吏部銓選時，作為重要參考。雖然此議遭到不少崇尚文學辭章、認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的守舊官員反對，進展緩慢，但李瑾堅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推進。例如，在選拔低階官吏或專門人才（如掌治河、管倉庫、理刑名）時，他力主加試相關實務知識。

更重要的是，李瑾開始有意識地在國子監、弘文館、崇文館等最高學府，倡導一種更開放、更務實的學習風氣。他利用其宰相身份和參與“重釋經典”工程的便利，在與祭酒、博士、學生們交流時，屢屢強調“學以致用”、“博采眾長”。他并不公開反對儒家經典的正統地位，而是倡導在精通經義的基礎上，應廣泛涉獵諸子百家、史書律令、乃至算學、地理、醫藥等“有用之學”。

“圣人設教，并非要人死守章句，而是要通曉世事，輔佐君王，治理國家。管子通權達變，富國強兵；商君厲行法治，秦國以霸；孫子洞悉兵機，百戰不殆；墨子擅守御，重實用；甚至醫者扁鵲、工師公輸，皆有其專精，有益于世。吾輩讀書，當以圣人之道為體，以百家之長為用，方不負平生所學，不負朝廷養育。”在一次視察國子監，與師生座談時，李瑾如是說道。

這番話，在崇尚“君子不器”、以經學詩賦為正途的士林氛圍中，可謂別開生面，甚至有些“離經叛道”。但在場的許多年輕學子，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渴望通過實干出人頭地的士子，卻聽得心潮澎湃。長期以來，他們被束縛在汗牛充棟的經典注疏和精雕細琢的詩賦格律中，雖然熟讀圣賢書，卻對如何實際治理一方、解決具體問題感到茫然。李瑾的話，為他們打開了另一扇窗。

李瑾還鼓勵學官們開設一些“雜學”講座。起初響應者寥寥，畢竟這與主流學風不符，也缺乏“名師”。但李瑾身體力行，他利用自己多年從政、治軍、理財的豐富經驗，以及超越時代的見識，親自在崇文館開設了一系列“時務講座”，每半月一次，題目諸如“論漕運利弊與改進”、“邊鎮屯田實邊之策”、“錢帛兼行與物價”、“蕃情分析與邊事應對淺談”等。講座不重虛文，只講實際，分析問題，提出對策。消息傳出，不僅國子監、弘文館的學生趨之若鶩，許多年輕官員乃至一些對實務感興趣的中低級官員，也紛紛前來旁聽，常常座無虛席，甚至需要提前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