簾后的武則天，一直靜靜聽著雙方的辯論。當聽到圓測法師關(guān)于“寶雨經(jīng)”和“女王”預的奏報時，她心中已是波瀾起伏。這比她授意“洛水瑞石”的“天啟”更進一步，直接來自佛門至高經(jīng)典，其神圣性和說服力不可同日而語。她需要這個預，但她也知道，不能表現(xiàn)得過于急切。
“諸位愛卿，”武則天的聲音從簾后傳出，平靜中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嵩山紫氣，乃道祖顯化，佑我大唐，自是祥瑞，劉道長獻丹祈福，其心可嘉，著有司賞賜。圓測法師發(fā)見佛經(jīng)佚文，闡明微大義，此乃佛門盛事，亦顯佛法無邊，澤被中土。佛道二教，皆導人向善，護佑蒼生，本為陛下、為本宮所敬重。至于經(jīng)典預之事，玄奧莫測，未可輕斷。然則，為君為后者，但求上不負天，下不負民，勤政愛民，使海內(nèi)升平，方是正道。至于經(jīng)文及‘女王’與否，本宮德薄，豈敢妄比？此事不必再爭。圓測法師獻經(jīng)有功，賜紫袈裟，金百兩，帛千匹。大慈恩寺譯經(jīng)有功，加賜田莊一處。嵩山劉道長，賜號‘崇玄真人’，賞帛五百匹。著禮部、鴻臚寺妥為辦理，勿使方外之人，感念朝廷恩德便是。”
一番話，看似不偏不倚，兩邊都賞，肯定了“紫氣”也褒獎了“獻經(jīng)”，實則暗藏玄機。對道教祥瑞，肯定但未過度渲染；對佛教“女王”預，雖自稱“德薄豈敢妄比”，但重賞圓測和大慈恩寺，尤其是“賜紫袈裟”（唐代賜紫為極高榮譽），其傾向性已十分明顯。更重要的是，她以“勤政愛民”為根本，將爭議暫時壓下，顯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
李瑾冷眼旁觀著這場朝堂爭辯。他對佛道之爭本身興趣不大，無論是道教的煉丹長生，還是佛教的輪回彼岸，在他看來，于解決現(xiàn)實民生、富國強兵并無直接助益。但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場爭奪背后，是武則天在尋找最適合其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外衣。佛教的“女王”預，無疑比在儒家經(jīng)典中艱難詮釋“母儀天下”更為便捷有力。他預感到，天后的天平，正在不可逆轉(zhuǎn)地倒向佛教。
下朝后，許敬宗和李義府等人面帶得色，而一些老臣則憂心忡忡。李瑾回到政事堂值房，剛坐下，便有書吏來報，說鴻臚寺負責僧道事務的官員求見，請示關(guān)于洛陽城中，大慈恩寺與玄都觀（洛陽著名道觀）相鄰田產(chǎn)糾紛的處置事宜。原來，這兩家寺觀因地界問題素有齟齬，近日因“祥瑞”和“預”之事，雙方僧侶、道士摩擦加劇，幾乎釀成毆斗，地方官府難以處置，只得報上朝廷。
李瑾皺了皺眉，這佛道之爭，已從經(jīng)典的辯難、朝廷的恩寵，蔓延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沖突。他沉吟片刻，吩咐道：“著洛陽府、河南尹，會同鴻臚寺、宗正寺官員，實地勘驗，據(jù)地契、舊例公斷，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告誡雙方主持，修行之人，當以清靜為本，爭執(zhí)田產(chǎn)，成何體統(tǒng)？若再有無端滋事者，不論僧道，一律按律懲處，絕不姑息。”
他深知，在高層傾向已露的情況下，基層的處理必須格外公正，稍有不公，便會被視為朝廷態(tài)度的延伸，可能激化矛盾。他必須盡力維持表面的平衡，至少在具體事務上，不給人以“朝廷崇佛抑道”的口實。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不久，又有一事傳來。長安太史局（掌天文歷法，多由道士充任）的官員上奏，稱近來天象有異，“太白晝見”、“熒惑守心”，乃不吉之兆，暗指“陰氣過盛，乾綱不振”，矛頭隱然指向后宮干政。此奏疏一上，朝野震動。雖然太史局的官員以“據(jù)實奏報天象，不敢不”為由，但其背后有無道門中人或?qū)ξ浜蟛粷M者的指使，令人遐想。
武則天聞奏，鳳顏大怒。這已不是簡單的佛道之爭或?qū)W術(shù)見解不同，而是赤裸裸地以天象為武器，攻擊她的執(zhí)政合法性。她立刻下旨，嚴詞斥責太史局官員“妄天象，淆亂人心”，將其為首者罷官流放，其余人等貶斥。同時，她以皇帝名義下詔，重申“天道遠，人道邇”，為政者當重人事，修德政，不應動輒以天象附會人事，更不應以此攻訐朝政。詔書中雖未直接提及道教，但敲打之意，昭然若揭。
經(jīng)此一事，原本還在觀望或試圖維持平衡的一些官員，徹底明白了風向。對佛教的尊崇和對僧侶的優(yōu)待，開始從宮廷向整個官僚系統(tǒng)蔓延。各地官員，尤其是渴望升遷或保全祿位者，紛紛效仿，或捐資修葺寺廟，或延請高僧講?法，或上表稱頌佛法。而道教方面，則顯得有些沉寂，除了皇帝因健康原因偶爾召見道士煉丹外，來自朝廷的實質(zhì)性支持明顯減少。
在這場愈演愈烈的佛道爭寵中，武則天悄然完成了她的選擇。儒家經(jīng)典的重釋，是為她披上合乎“圣道”的外衣；而佛教“女王”預的“發(fā)現(xiàn)”和宣揚，則是為她戴上“天命所歸”的神圣光環(huán)。一者針對士人，一者針對更廣泛的民眾（佛教在民間的信仰基礎龐大），雙管齊下，構(gòu)建起她權(quán)力的意識形態(tài)雙翼。
而李瑾，則在這場他并不熱衷但無法回避的爭奪中，盡可能地保持著務實和平衡。他督促《大唐報》繼續(xù)刊登勸農(nóng)、興學、務實、介紹邊功良吏的文章，沖淡日益濃厚的宗教氛圍；他在處理具體佛道糾紛時，力求公允；他在與皇帝的奏對中，也委婉提醒，無論崇佛抑或重道，皆應以不擾民、不空耗國力為前提。他知道，思想的陣地，武則天已經(jīng)親自去占領和構(gòu)建，他能做的，是盡量不讓這場爭奪過度影響帝國的實際運轉(zhuǎn)，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為那些不那么玄虛、更關(guān)乎百姓生計的“實學”，保留一席之地。
洛陽城內(nèi)，大慈恩寺的鐘聲似乎比往日更加洪亮悠遠，而玄都觀的香火，在秋風中顯得有些寥落。佛道之爭的第一回合，看似以佛教憑借其經(jīng)典中更“合用”的教義和最高權(quán)力者的青睞而暫居上風告一段落。但道門數(shù)百年的根基和與李唐皇室的血緣聯(lián)系，豈會輕易消散？暗流，仍在涌動。而武則天對佛教的倚重和推崇，才剛剛開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