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耗盡心力的天臺大赦,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波詭云譎的大唐朝局中,漾開了層層疊疊、經久不息的漣漪。
表面上看,皇帝陛下“圣體稍安”,并能“登臺施恩”,自然是天大的喜訊。朝野上下,賀表如雪片般飛入宮中,稱頌陛下“仁德感天”、“沉疴盡去”、“天命所歸”的辭不絕于耳。市井坊間,百姓感念大赦之恩,亦多有稱頌皇帝仁慈之聲。似乎那一日高臺上寒風中搖搖欲墜的身影,真的預示著“天皇”陛下即將擺脫病魔,重掌乾坤。那些曾暗暗流傳的、關于“只知天后、李公,不知陛下”的流蜚語,在這鋪天蓋地的頌圣聲中,確然暫時低伏了下去。
然而,長生殿內,又是另一番光景。強撐登臺的后果,遠比預想的更為嚴重。李治在儀式結束后便昏厥過去,被抬回寢殿后,連續數日高熱不退,囈語不斷,將太醫院攪得人仰馬翻。武則天衣不解帶地守了幾日,直到御醫戰戰兢兢地稟報“熱毒已退,暫無大礙,然元氣大傷,需長期靜養,萬不可再行操勞、更不可受風受寒”,她才疲憊地揉了揉眉心,回到紫宸殿處理積壓的政務。
李治再次醒來時,已是數日之后。身體仿佛被徹底掏空,連抬手的力氣都微乎其微,視線模糊,耳中嗡鳴。但奇怪的是,他的精神卻有一種詭異的亢奮。那日高臺之上,俯瞰長安、萬民仰望、親口頒布恩詔的感覺,如同最醇厚的烈酒,在他枯竭的心田里留下了滾燙的烙印。即便此刻躺在病榻上動彈不得,那種“朕仍在位”、“朕仍可乾綱獨斷”的虛幻滿足感,仍支撐著他,讓他灰敗的臉上,偶爾掠過一絲異樣的神采。
他開始更加頻繁地召見近臣,哪怕只是說上一兩句話,聽幾句無關緊要的奏報。他開始對某些原本已不過問的“小事”發表意見,比如過問一下太子近日讀了什么書,或者對某個邊遠州縣的祥瑞表示一下嘉許。他甚至重新拾起了對道家煉丹術的興趣,密令心腹宦官,暗中尋訪有名望的“仙師”和“丹方”。這一切,都通過王德真或其他眼線,迅速傳遞到武則天的案頭。
武則天對此的反應,是一種近乎淡漠的平靜。她將李治這些“振作”的跡象,理解為帝王病中脆弱自尊心的最后掙扎,以及那次危險的天臺之行帶來的、短暫的回光返照。她不再像從前那樣,對皇帝過問政務表現出警惕或抵觸,反而更加“順從”。皇帝若有指示,只要不涉及軍國根本,她多半會照辦,甚至會在朝會上特意提及“此乃陛下圣意”,將皇帝的“存在感”烘托得十足。但涉及官員任免、賦稅調整、邊防調度等核心事務,她依舊乾綱獨斷,只是在最終用印前,會派王德真將文書送至長生殿“請陛下過目”――至于皇帝是否有力氣、有心思“過目”,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這是一種更高明的、帶著憐憫的“架空”。她給予皇帝表面上的尊重和舞臺,滿足他那點可憐的表現欲,卻牢牢掌控著實際的權柄。她甚至鼓勵皇帝“多關心”太子學業和李瑾主持的樞密院“瑣事”,仿佛在說:陛下,您就安心養病,看看書,問問家常,國事有臣妾和梁國公呢。
李治并非全然不知。他能感覺到那份“順從”下的疏離與實質上的隔離。但他選擇了接受――至少表面接受。因為他有了新的、更宏大的目標。天臺大赦的成功,極大地刺激了他。那不僅是“彰顯存在”,更是一次成功的“預演”。它證明,只要他愿意,只要他還能站起來,他依然是大唐名義上至高無上的主宰,依然能獲得萬民的歡呼與朝臣的跪拜。
那么,比大赦更盛大、更神圣、更能“定鼎身后名”的泰山封禪呢?李瑾描繪的那個“日月同天,二圣共治,功蓋古今”的圖景,如同魔鬼的囈語,日夜在他腦海中盤旋,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具有誘惑力。他開始在精神稍好的時候,讓王德真找來歷代關于封禪的典籍,尤其是本朝太宗皇帝當年欲行封禪而未成的記載,反復翻閱。他會在武則天來問安時,狀似無意地提起:“聽說兗州今年風調雨順,是個好年景?!被蛘摺疤┥娇な氐馁R表寫得頗有文采?!鄙踔劣幸淮?,他握著武則天的手,望著帳頂,喃喃道:“媚娘,你說,朕若是能效仿古之圣王,行封禪大典,告成功于天地,后世史筆,會如何寫朕?”
武則天每次都會溫柔地回應,將話題引開,或是以“陛下龍體為重,待圣體大安,何事不可為”輕輕帶過。但她的眼神深處,警惕的寒光,一次比一次銳利。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這不是一時興起的感慨,這是野心的萌芽,是垂死之人對不朽聲名的最后、也是最瘋狂的渴求。而李瑾那日究竟對陛下說了什么,才會讓陛下生出“封禪”、甚至“二圣同祭”這等驚世駭俗的念頭?
她沒有直接去問李瑾。他們之間有一種無需說的默契。在朝堂上,在涉及國政時,他們是配合無間的盟友。但在涉及皇帝,涉及最高權力歸屬的敏感地帶,他們都保持著謹慎的距離和必要的沉默。武則天只是通過北門學士,更嚴密地監控著長生殿的一切動向,也留意著李瑾在樞密院的一舉一動。她需要判斷,李瑾那個“共享”的建議,究竟是出于穩定朝局的公心,還是藏著更深的、她尚未看透的個人圖謀。
朝堂之上,因為這微妙的帝后關系變化,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平衡”局面。
以許敬宗、李義府為首的一批“擁后”派官員,依舊緊緊追隨武則天的步伐,但行事比以往更加“規矩”,至少在表面上,對皇帝的旨意(哪怕只是隨口一提)表現出足夠的尊重。他們似乎得到了某種授意或暗示,不再像過去那樣,公然將“天后旨意”置于“陛下圣裁”之前。
而一些原本對皇后干政心存不滿、暗中同情皇帝的老臣,如劉仁軌、郝處俊等,在目睹了皇帝登臺大赦的“英姿”后,似乎又看到了一絲希望。他們上疏時,開始有意無意地強調“陛下圣明”、“仰賴陛下乾斷”,雖然實際的政務裁決權依然在紫宸殿,但這至少是一種態度,一種對皇權“回歸”的期盼和聲援。兩派之間,少了幾分以往的劍拔弩張,多了幾分心照不宣的謹慎與觀望。
真正處于這平衡核心的,是太子李弘和梁國公李瑾。
李弘的日子并不好過。父皇那夜的沉重托付猶在耳,母后日益嚴厲的教導和越發繁重的政務見習壓得他喘不過氣。他仁孝,聰慧,但性格偏于文弱敏感。他既渴望得到父母的認可,又常常感到無力承受他們的期望。父皇似乎在“好轉”后,對他過問更多,但問的多是經史詩文、圣人教誨,對他的理政建議,往往只是淡淡點頭,不置可否。而母后則截然相反,她要求嚴格,批閱他的政務筆記時常毫不留情,對他在朝會上不夠果斷的表現也會私下斥責。他感覺自己像被兩股方向不同的力量拉扯著,無所適從。他開始更頻繁地前往梁國公府,似乎只有在溫和睿智、從不給他壓力的李瑾那里,才能找到片刻的放松和真正的指引。
李瑾的處境則更為微妙。他是皇帝“釋懷”與“托付”的對象,是皇后在朝堂上最重要的軍政盟友,也是太子依賴的師長。他像一根堅韌的絲線,維系著這三角關系中脆弱的穩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平衡”有多么脆弱――它建立在皇帝對身后名的渴望、皇后對實際權力的掌控、以及太子尚未成熟的現實之上,任何一方的念頭變動,或是外部一個意外沖擊,都可能讓這平衡瞬間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