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耗盡心力的天臺大赦，如同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在波詭云譎的大唐朝局中，漾開了層層疊疊、經久不息的漣漪。
表面上看，皇帝陛下“圣體稍安”，并能“登臺施恩”，自然是天大的喜訊。朝野上下，賀表如雪片般飛入宮中，稱頌陛下“仁德感天”、“沉疴盡去”、“天命所歸”的辭不絕于耳。市井坊間，百姓感念大赦之恩，亦多有稱頌皇帝仁慈之聲。似乎那一日高臺上寒風中搖搖欲墜的身影，真的預示著“天皇”陛下即將擺脫病魔，重掌乾坤。那些曾暗暗流傳的、關于“只知天后、李公，不知陛下”的流蜚語，在這鋪天蓋地的頌圣聲中，確然暫時低伏了下去。
然而，長生殿內，又是另一番光景。強撐登臺的后果，遠比預想的更為嚴重。李治在儀式結束后便昏厥過去，被抬回寢殿后，連續數日高熱不退，囈語不斷，將太醫院攪得人仰馬翻。武則天衣不解帶地守了幾日，直到御醫戰戰兢兢地稟報“熱毒已退，暫無大礙，然元氣大傷，需長期靜養，萬不可再行操勞、更不可受風受寒”，她才疲憊地揉了揉眉心，回到紫宸殿處理積壓的政務。
李治再次醒來時，已是數日之后。身體仿佛被徹底掏空，連抬手的力氣都微乎其微，視線模糊，耳中嗡鳴。但奇怪的是，他的精神卻有一種詭異的亢奮。那日高臺之上，俯瞰長安、萬民仰望、親口頒布恩詔的感覺，如同最醇厚的烈酒，在他枯竭的心田里留下了滾燙的烙印。即便此刻躺在病榻上動彈不得，那種“朕仍在位”、“朕仍可乾綱獨斷”的虛幻滿足感，仍支撐著他，讓他灰敗的臉上，偶爾掠過一絲異樣的神采。
他開始更加頻繁地召見近臣，哪怕只是說上一兩句話，聽幾句無關緊要的奏報。他開始對某些原本已不過問的“小事”發表意見，比如過問一下太子近日讀了什么書，或者對某個邊遠州縣的祥瑞表示一下嘉許。他甚至重新拾起了對道家煉丹術的興趣，密令心腹宦官，暗中尋訪有名望的“仙師”和“丹方”。這一切，都通過王德真或其他眼線，迅速傳遞到武則天的案頭。
武則天對此的反應，是一種近乎淡漠的平靜。她將李治這些“振作”的跡象，理解為帝王病中脆弱自尊心的最后掙扎，以及那次危險的天臺之行帶來的、短暫的回光返照。她不再像從前那樣，對皇帝過問政務表現出警惕或抵觸，反而更加“順從”。皇帝若有指示，只要不涉及軍國根本，她多半會照辦，甚至會在朝會上特意提及“此乃陛下圣意”，將皇帝的“存在感”烘托得十足。但涉及官員任免、賦稅調整、邊防調度等核心事務，她依舊乾綱獨斷，只是在最終用印前，會派王德真將文書送至長生殿“請陛下過目”――至于皇帝是否有力氣、有心思“過目”，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這是一種更高明的、帶著憐憫的“架空”。她給予皇帝表面上的尊重和舞臺，滿足他那點可憐的表現欲，卻牢牢掌控著實際的權柄。她甚至鼓勵皇帝“多關心”太子學業和李瑾主持的樞密院“瑣事”，仿佛在說：陛下，您就安心養病，看看書，問問家常，國事有臣妾和梁國公呢。
李治并非全然不知。他能感覺到那份“順從”下的疏離與實質上的隔離。但他選擇了接受――至少表面接受。因為他有了新的、更宏大的目標。天臺大赦的成功，極大地刺激了他。那不僅是“彰顯存在”，更是一次成功的“預演”。它證明，只要他愿意，只要他還能站起來，他依然是大唐名義上至高無上的主宰，依然能獲得萬民的歡呼與朝臣的跪拜。
那么，比大赦更盛大、更神圣、更能“定鼎身后名”的泰山封禪呢？李瑾描繪的那個“日月同天，二圣共治，功蓋古今”的圖景，如同魔鬼的囈語，日夜在他腦海中盤旋，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具有誘惑力。他開始在精神稍好的時候，讓王德真找來歷代關于封禪的典籍，尤其是本朝太宗皇帝當年欲行封禪而未成的記載，反復翻閱。他會在武則天來問安時，狀似無意地提起：“聽說兗州今年風調雨順，是個好年景?！被蛘摺疤┥娇な氐馁R表寫得頗有文采?！鄙踔劣幸淮?，他握著武則天的手，望著帳頂，喃喃道：“媚娘，你說，朕若是能效仿古之圣王，行封禪大典，告成功于天地，后世史筆，會如何寫朕？”
武則天每次都會溫柔地回應，將話題引開，或是以“陛下龍體為重，待圣體大安，何事不可為”輕輕帶過。但她的眼神深處，警惕的寒光，一次比一次銳利。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這不是一時興起的感慨，這是野心的萌芽，是垂死之人對不朽聲名的最后、也是最瘋狂的渴求。而李瑾那日究竟對陛下說了什么，才會讓陛下生出“封禪”、甚至“二圣同祭”這等驚世駭俗的念頭？
她沒有直接去問李瑾。他們之間有一種無需說的默契。在朝堂上，在涉及國政時，他們是配合無間的盟友。但在涉及皇帝，涉及最高權力歸屬的敏感地帶，他們都保持著謹慎的距離和必要的沉默。武則天只是通過北門學士，更嚴密地監控著長生殿的一切動向，也留意著李瑾在樞密院的一舉一動。她需要判斷，李瑾那個“共享”的建議，究竟是出于穩定朝局的公心，還是藏著更深的、她尚未看透的個人圖謀。
朝堂之上，因為這微妙的帝后關系變化，呈現出一種奇特的“平衡”局面。
以許敬宗、李義府為首的一批“擁后”派官員，依舊緊緊追隨武則天的步伐，但行事比以往更加“規矩”，至少在表面上，對皇帝的旨意（哪怕只是隨口一提）表現出足夠的尊重。他們似乎得到了某種授意或暗示，不再像過去那樣，公然將“天后旨意”置于“陛下圣裁”之前。
而一些原本對皇后干政心存不滿、暗中同情皇帝的老臣，如劉仁軌、郝處俊等，在目睹了皇帝登臺大赦的“英姿”后，似乎又看到了一絲希望。他們上疏時，開始有意無意地強調“陛下圣明”、“仰賴陛下乾斷”，雖然實際的政務裁決權依然在紫宸殿，但這至少是一種態度，一種對皇權“回歸”的期盼和聲援。兩派之間，少了幾分以往的劍拔弩張，多了幾分心照不宣的謹慎與觀望。
真正處于這平衡核心的，是太子李弘和梁國公李瑾。
李弘的日子并不好過。父皇那夜的沉重托付猶在耳，母后日益嚴厲的教導和越發繁重的政務見習壓得他喘不過氣。他仁孝，聰慧，但性格偏于文弱敏感。他既渴望得到父母的認可，又常常感到無力承受他們的期望。父皇似乎在“好轉”后，對他過問更多，但問的多是經史詩文、圣人教誨，對他的理政建議，往往只是淡淡點頭，不置可否。而母后則截然相反，她要求嚴格，批閱他的政務筆記時常毫不留情，對他在朝會上不夠果斷的表現也會私下斥責。他感覺自己像被兩股方向不同的力量拉扯著，無所適從。他開始更頻繁地前往梁國公府，似乎只有在溫和睿智、從不給他壓力的李瑾那里，才能找到片刻的放松和真正的指引。
李瑾的處境則更為微妙。他是皇帝“釋懷”與“托付”的對象，是皇后在朝堂上最重要的軍政盟友，也是太子依賴的師長。他像一根堅韌的絲線，維系著這三角關系中脆弱的穩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平衡”有多么脆弱――它建立在皇帝對身后名的渴望、皇后對實際權力的掌控、以及太子尚未成熟的現實之上，任何一方的念頭變動，或是外部一個意外沖擊，都可能讓這平衡瞬間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