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更早一些。灞橋的柳枝已抽出茸茸綠意，渭水也解凍奔流，帶著冰凌碰撞的清脆聲響。長安城在經歷了一個動蕩的冬天后，表面平靜，內里卻涌動著比河水更加復雜的暗流。新政的成效、寒門的登堂，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其激起的漣漪不僅擴散四方，更在潭水深處，那些原本看似鐵板一塊的礁石之間，撞擊出了細微卻不容忽視的裂痕。
裂痕，首先出現在那張看似牢不可破的“舊利益之網”上。這張以門第、姻親、故舊、利益交換編織而成的巨網，曾籠罩著帝國的權力與財富。關隴軍事貴族，山東高門士族，南方僑姓與吳姓士族，乃至地方豪強，雖然彼此間也有競爭，但在面對皇權擴張、特別是觸及他們根本利益（土地、人口、仕途特權）時，往往能默契地形成某種防御同盟。然而，新政的持續推行，尤其“考成法”與“青苗貸”在部分地區的切實落地，開始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拉扯這張大網的各個節點，利益的分化與選擇的困境，開始悄然浮現。
山東，滎陽鄭氏祖宅。
曾經煊赫一時、在汴州根基深厚的鄭氏，自鄭元禮、鄭倫等核心人物被鎖拿進京，家產被查抄，在河南道的勢力遭到朝廷和新任汴州司馬馬周（那個寒門出身的能吏）的聯合清洗后，已顯露出頹勢。但這等大族，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朝在野仍有不少支脈和門生故舊。然而，今春以來，鄭氏族內的氣氛，卻與以往同仇敵愾的悲憤不同，多了幾分詭異的沉悶與分歧。
議事堂內，煙霧繚繞。幾位留在家中的族老和從各地趕回的核心子弟，正為家族未來爭論不休。
“……必須聯絡太原王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還有朝中的長孫太尉，共同向朝廷施壓！李瑾、武后如此倒行逆施，殘害士族，我等豈能坐以待斃？當聯合上書，痛陳新政之弊，請求陛下罷黜李瑾，停止新政，釋放元禮公等人！”一位中年子弟情緒激動，他是鄭元禮的侄子，在家族生意中損失慘重。
“聯合？拿什么聯合？”另一位較為年長的族老，曾官至刺史，相對清醒，冷笑道，“王氏在河北的田莊，今年也因‘青苗貸’和嚴查隱戶，損失不小。盧家、李家在地方上的胥吏，也有因‘考成法’被揪出罷黜的。他們自身難保，還會為了我們鄭家，去硬撼手握重兵、風頭正勁的李蓿蛻畹玫坌牡幕屎螅恐劣誄に鍰盡他壓低了聲音，“自去歲朝堂清洗后，愈發深居簡出，對朝政不置一詞。他是在自保，還是在等待時機，誰說得準？我們現在去求他，未必有用，反可能把他推向更謹慎的境地。”
“那難道就眼睜睜看著家業凋零，族人淪為階下囚？”先前那人不服。
“或許……可以換個思路。”一個一直沉默的年輕人開口，他是鄭家這一代少數考中明經、在京為官（品級不高）的子弟，對朝局了解更多，“新政推行至今，國庫確實充盈了些，百姓中也漸有稱頌。陛下身體雖不佳，但皇后地位穩固，李蕖12砭醋詰熱碩αxc幀＠鉈詰胤剿溆猩甭荊匆彩蕩蚴檔卣倭死糝危捕瞬糠置裥摹朝廷的決心，恐怕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堅定。硬抗，恐怕……就是下一個汴州鄭氏。**”
“你的意思是……服軟？向武后和李瑾低頭？”有人驚怒。
“不是服軟，是務實。”那年輕官員深吸一口氣，“元禮公和鄭倫叔父之事，證據確鑿，行刺欽差更是大罪，翻案幾乎無望。當務之急，是保住家族其他支脈，保住剩下的產業。朝廷新政，核心是‘考成’與‘青苗’。我們或許可以在不觸犯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出一些……姿態。比如，主動配合官府清查家族在河南道以外地區的田產、蔭戶，該納稅的納稅，該放還的放還一部分奴婢。對于‘青苗貸’，不再明里暗里阻撓，甚至……可以嘗試將部分閑置錢糧，以合規方式，投入官府許可的工坊、商路，或者購買朝廷發行的‘水利債’（一種為興修水利募集資金的新債券）。表現出順應朝廷、支持新政的姿態。同時，在族中子弟的教育上，不能只讀經史，也要讓他們學些算學、律學，以備將來科舉之用。如此，或許能為家族在新的朝局中，保留一線生機，甚至……尋得新的出路。”
這番話，在守舊的族老聽來，簡直是數典忘祖，但在一些較為清醒、尤其是有子弟在官場或經商、切身感受到新政壓力的族人心中，卻激起了波瀾。繼續硬抗，風險極大，且看不到勝算。順勢而為，做出妥協和改變，雖然痛苦，卻可能保存實力，甚至在新格局下找到新的利益增長點。鄭家，這個山東高門的代表之一，內部首次出現了公開的、關于是否調整策略以應對新政的激烈爭論。這是利益之網出現的第一道明顯裂痕――生存策略的分歧。
幾乎與此同時，在江南道的潤州（今鎮江），**一場不那么引人注目、卻同樣意味深長的宴會正在舉行。做東的是本地大族顧氏的家主，赴宴的除了幾位江南世交，還有兩位新近到任的官員――一位是朝廷派來的“巡察御史”，另一位則是剛從長安吏部“寒門登堂”銓選中脫穎而出、被任命為本州司倉參軍的寒門士子，姓陸。
宴席間，顧家主對兩位新官極盡禮遇，談間對朝廷新政多有稱頌，尤其對“平準法”在穩定江南糧價、促進絲綢茶葉外銷方面的作用贊不絕口。他甚至還表示，顧家愿意“響應朝廷號召”，出資參與疏浚本地一段淤塞的運河，以利漕運和灌溉。
巡察御史態度客氣而矜持。那位陸參軍卻頗為健談，不僅詳細解釋了新政中關于水利興修的地方配套政策和可能的優惠，還主動問及顧家名下茶山、桑園的產出與用工情況，語間對生產經營頗為了解，讓顧家主暗暗驚訝。
宴后，顧家主對心腹道：“這位陸參軍，雖出身寒微，但于錢谷、工役甚是熟稔，非紙上談兵之輩。朝廷用此人掌一州倉廩，看來是真要辦實事。那位巡察御史，眼神厲害得很，不好糊弄。看來，朝廷這次是動真格的，不是雷聲大雨點小。我們以往那套應付官府的辦法，恐怕行不通了。”
“家主，那我們……”
“順著來。”顧家主沉吟道，“新政條文中，對興修水利、鼓勵工商確有實惠。我們顧家根基在江南，不在朝堂。既然硬頂不過，不如借著新政的勢頭，把我們自己的生意做大。運河修好了，我們的絲綢茶葉出去得更快；‘平準法’穩了糧價，雇工成本也穩定。只要不觸及我們根本的田產和族權，些許錢糧投入和姿態，值得。至于和那些北方的高門共進退……他們的根在田土和官場，我們的根，一半在田土，一半在這水路商道上。不可同日而語。**”
江南士族，特別是那些商業色彩較濃的家族，與完全依賴土地和仕途的北方高門，利益訴求本就存在差異。新政中的“平準法”、整頓市舶司等措施，在損害部分囤積居奇者利益的同時，客觀上為合法、大型的商貿活動提供了更穩定的環境。當抵抗的成本過高，而順從甚至利用新政可能帶來新的利益時，利益之網的第二道裂痕出現了――地域與經濟模式差異導致的選擇分化。江南顧氏這樣的家族，開始表現出一種務實甚至合作的傾向，與北方死硬派拉開了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