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堂兄趙宜公，退休前是千山鋼廠廠長。

在你分管執法期間，你們私下就鋼廠環保問題有過溝通嗎？”

“私下溝通當然有，畢竟是親戚。”趙守正早有準備，“但都是家常往來。

偶爾也會談到廠里的困難，他希望我在政策允許范圍內，能酌情給予一些指導或緩沖時間。

我始終堅持原則，告訴他必須依法整改。

這一點，我相信廠里其他領導也可以證明。”

“酌情？緩沖？”王斌敏銳地抓住了關鍵詞，“這個‘酌情’和‘緩沖’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有沒有具體的案例？

比如某次超標排污事件，因為你的‘酌情’，而沒有按規定進行頂格處罰或要求停產整頓？”

趙守正瞬間就感受到壓力在無形中增大。

紀委的人不跟你吵，只跟你摳細節，摳邏輯。

每一個看似平常的詞語，都可能被拉出來放在程序和法律的天平上稱量。

“尺度問題有些復雜。就像我剛才說的，環境執法還是需要具體結合地方實際的。”

趙守正的語氣開始有些艱澀，“環保廳作為省直部門，當然有義務也有責任配合省政府辦公廳的指示。

但我在當時的處理，都是有法律依據的。

具體案例，也需要查記錄。”

“辦公廳的指示？”王斌直到現在才微微抬高聲音，“以什么方式？有程序留痕嗎？”

“都是在私下里打聲招呼，當然做不到程序留痕。”趙守正別有意味地一笑，“連環保部部長親自下達的處罰決定，省里都有人準備打折執行。

更何況我這個小小的環保廳副廳長了。”

“這方面，還有誰能幫你證明，省政府辦公廳確實對你的執法行為有過干預？”

“幫我證明，那是證明紅旗正在褪色；不幫我證明，才是官場人情世故。

你們，還是自已查吧。”

不管怎么說，趙守正先把自已放在弱者的位置上，能不能爭取到同情先不說，最起碼不能讓辦案人員對自已產生反感。

“我們會查的。”王斌淡淡道，又拋出一個問題，“趙宜公退休后變更國籍定居在秘魯，你妻子和孩子目前也在秘魯。

她們的國籍是不是真的符合你在組織部門的報備？”

這又是一個很不好回答的問題。

不過，趙守正到底是學法的，基本避險邏輯還是在線的。

“我只能說，到目前為止，她們還沒有加入秘魯籍。”說到這里，趙守正搖搖頭，“但這是可以隨時改變的。

我的妻子一直在向我抱怨，外籍人士在秘魯做生意難度太大，參與收購礦產資源的門檻，都要比秘魯本國公民高太多。”

王斌點點頭：“你妻子一直在秘魯做生意這件事情，你為什么沒有向組織報備？”

“因為我不知情！”趙守正振振有詞，“我一直認為，我妻子是在秘魯陪讀的。”

江覺明看著趙守正，微微搖頭：“我們這里是紀委訊問室，不是檢察院的提訊室。

我們不需要仔細分辨什么是知情不報、什么是不知情，我們只注重事實。”

趙守正點點頭，語氣很是艱難：“我知道了，接下來我會配合好的。”

王斌沉默了片刻，把放在桌子上的手慢慢交叉，仿佛做了一個重大決定，嚴肅地盯著趙守正的雙眼，認真問道：“你對你妻子的經濟狀況清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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