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京都的寒冬尚未褪去,中辦秘書處的辦公區內,一則人事任命通知悄然下發――周瑾因在漢東國企改制調研中表現突出,推動全國性規范政策落地,經組織研究決定,由原主任科員晉升為正科級實職,負責經濟政策協調相關工作。
按當時的干部任用政策,博士畢業入職后定級為主任科員(正科級非領導職務),周瑾憑借漢東調研的實打實功績,提拔為實職科長,既符合政策導向,也體現了組織對他的認可。接到任命時,周瑾依舊保持著低調,只是平靜地向領導致謝,轉身便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仿佛晉升只是水到渠成的小事。
與此同時,華國資本市場正迎來一輪快速發展期。1993年購入的滬城股票認購證,隨著股市的逐步成熟,價格早已今非昔比――單張認購證從最初的10元,一路飆升至600元,周瑾所持的5萬張連號認購證,市值已高達3000萬元。
周瑾密切關注著資本市場動態,結合前世記憶和專業判斷,他預判后續股市將進入波動調整期,此時正是變現的最佳時機。他沒有貿然行動,而是先找到父親周承邦,簡要說明情況:“爸,1993年買的認購證現在升值了,我想趁現在變現,避免后續風險。”
周承邦深知兒子的經濟眼光,沒有過多詢問細節,只叮囑道:“變現可以,但要合規合法,扣完稅之后妥善打理資金,別張揚,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關注。”
隨后,周瑾又專程拜訪了沈明遠教授。沈明遠聽完他的規劃,眼中滿是贊許:“你的預判很有道理,當前股市熱度漸高,確實存在波動風險。落袋為安是穩妥之舉,資金打理要兼顧安全性和公益性,別辜負了這份時代機遇。”
得到父親和老師的認可,周瑾利用周末時間,再次前往滬城。此時的滬城證券市場已不復當年的冷清,交易大廳里人頭攢動,不少人四處打聽認購證的消息,想要趁機入手。周瑾沒有聲張,通過1993年辦理認購證的渠道,聯系到正規的機構進行批量變現。
整個過程順利且低調,5萬張連號、未拆封的認購證,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很快便全部售出。扣除各項稅費后,周瑾實際獲利2800萬元。拿到轉賬憑證時,他心中毫無波瀾――這筆財富對他而,從來不是最終目的,而是未來踐行抱負、支持國家發展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