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舍中，考生們拿到考題便迫不及待開始審題。

蘇錄也不例外，他照慣例先看了三道四書題，分別為：

‘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語出《孟子?萬章下》，意思是孟子說孔子仕季桓子，是因為看到有可行正道之機。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語出《中庸》，意思是君子治理天下的道理，等到百世以后的圣人來實行也不會有什么疑惑之處，這是因為知道了人的情理。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語出《孟子滕文公上》，說的是三代稅制……話說孟子關于三代稅制論述，經常被本朝科舉用作經濟政策的命題素材。

反倒是孟子的政治觀點，甭想在考卷上見到。

看完之后，蘇錄的總體感受是三道題出得中正平和、泱泱大氣，卻又涵蓋了‘道德、政治、經濟’的完整治國體系思考，出題者的水平極高，比鄉試強出了八條街去。

他的感覺一點錯都沒有，因為會試的命題人是王鏊，這位天下第一的文章大家，一手包辦了全部的考題。

而鄉試的主考官劉丙雖然水平也還行。但他滑不留手，用的是集體出題、抽簽決定的方法，怎么可能跟王鏊出的會試題相比呢？

王鏊出的題，已經到了大巧不工、近似于道的地步，不過蘇錄還是從首道題目中，看出了一點他個人的態度。因為在南京時，師公已將狀元心法傾囊相授。其一便是：

‘洞悉出題人之心境，揣摩其命題之深意。唯有文辭契其心腑，引其共鳴，方能得他另眼相看！”

須知經層層出來的四千舉子，學識水準本就相差無幾，文章亦難分軒輊。欲要脫穎而出、名列前茅，非得如此不可！

為此，師公向他詳細介紹了幾位主考人選的生平品性、志趣抱負，以及目前的處境和心結，便于蘇錄去揣摩他們深意。

其中王鏊身為主考最熱門人選，自然是師公重點介紹的對象。

他告訴蘇錄，眼下劉瑾亂政，閹黨橫行，朝堂上下當者立碎，余者敢怒不敢，更有甚者不顧廉恥，黨附閹豎、沆瀣一氣。

王鏊身為清名滿天下的輔臣，內心自然十分痛苦。他既不愿屈節附勢同流合污，又不忍棄社稷于不顧消極避世。

用他給師公信中的原話就是‘邦無道仍欲行道。’

這份掙扎與堅守的心境，王鏊雖然藏得很好，但依然會情不自禁流露于考題中。最明顯的便是首道四書題――

‘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

季桓子并非儒家眼中的完美君主。相反，他專權魯國，財富超過周公，實為僭越禮制之臣，本非理想的輔政對象。

但孟子說，孔子看到了借助季氏推行部分正道的可能性，所以選擇了出仕季桓子。

這是儒家的權變智慧……世上難覓盡善盡美的君主，士大夫不必因君主有缺陷便一概避世，核心是判斷‘是否有行道之機’。

彼時彼刻恰如此時此刻，劉瑾亂政當朝，皆是‘邦無道’的景象。而孔子‘見行可’而仕于季氏，正是王鏊‘邦無道仍欲行道’的精神鏡像。

王鏊深知，劉瑾氣焰熏天，朝堂上下多是趨炎附勢之輩，此時若要避世，便是棄萬民于水火、舍社稷于危局，絕非真正儒臣所為。

可若要留朝，便需在閹黨惡臭的縫隙中周旋，既要守住自身名節，不與奸佞同流合污，又要尋得‘行道之機’，盡力匡正一絲時弊、庇護一位忠良、減免一筆苛稅……這既要又要，簡直難于登天！

這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與題目中孔子的選擇何其相似？他根本就是在以孔子自況！

所以這道題既是震澤先生心境的宣泄，更是他對天下舉子的期許。

他盼后輩能讀懂‘見行可之仕’的深意，入仕后面對不完美君主或專權權臣，切勿因時弊消沉、因勢惡退縮。

他希望后輩們能學孔子審時度勢、不失其志，于亂局中尋行道之機，守清正之節，既不與奸佞同流合污，亦不空守清高逃避責任！

世道渾濁而圣道不廢，前路艱險而行道之心不改――這便是王鏊藏于考題中的堅守。這份‘邦無道仍欲行道’的執著，是他心目中士大夫對社稷蒼生應有的擔當！

蘇錄不禁想起自己之前那篇引起大麻煩的《用之則行》，在境界上確實低了震澤先生一截。

他那篇文章破題便‘不執為要’，通篇側重的是個人心性的超脫――‘屢經用舍，充然自安’，‘晤對顏淵，忘相契’。

說到底，還是偏向于‘獨善其身’的修養。強調的是‘順勢應時’，若遇‘邦無道’，更多是主張‘舍則守道’，守住自身節操便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