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年間的洛陽，如同一匹用最華美、最絢爛的絲線織就的錦繡。來自四方的色彩、紋樣、光澤在這里交織、碰撞、融合，呈現出一種令人目眩神迷的盛世氣象。然而，在這片看似和諧包容的繁榮圖景之下，一股潛流正在悄然涌動。這股潛流并非來自城外敵國，亦非源于境內叛亂，而是來自這“海納百川”本身所帶來的、某種深層的不安與疑慮。當“胡風”從朝堂樂舞、市井奇觀逐漸滲透到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甚至開始隱隱觸及某些世代相傳的價值與習俗時，一些敏銳的、或守成的士大夫，乃至部分普通民眾，心中那根名為“華夷之辨”的弦，被重重地撥動了。
最初的警兆，出現在“禮”的領域。
一位以古板耿直著稱的御史大夫，在參加某位宗室郡王的壽宴后，憤而上疏。奏疏中，他痛心疾首地描述了宴席上的景象：“……席間竟奏龜茲散樂，其聲繁手淫?聲，哀思詭調，令人心旌搖蕩，全無雅正之音。更有胡姬數人，坦胸露臂，旋舞于前，觀者喝彩，甚不莊重。郡王及諸賓，竟有學胡人狀，以大觥牛飲，醉后踞坐喧嘩，失卻體統……此等景象，若在先帝時，斷不容于君子之堂！今則公卿貴胄，競相仿效，以為風流。長此以往，禮將不禮，樂將不樂，圣人之教，其將墜乎？”
這份奏疏，像一塊石頭投入看似平靜的湖面，激起了朝堂上一場不大不小的辯論。一些較為開明或本身就喜好“胡風”的官員不以為然，認為“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胡樂新聲，亦是天地元氣所鐘，何必盡以古樂為是？宴飲歡愉，偶有放縱，無傷大雅。”更有務實者指出：“昔太宗皇帝亦愛《秦王破陣樂》，其音慷慨，源出西涼，何嘗有損圣德？今四海一家，胡漢交融，些微風俗流轉，何足深慮？”
然而，以這位御史大夫為首的“守禮派”卻深感憂慮。他們認為，音樂、舞蹈、儀態，絕非小事，而是“禮樂教化之外顯，人心世道之征兆”。另一位大儒出身的官員引經據典，慷慨陳詞：“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今胡樂盛行，其音急促，其調哀艷，易使人心志搖蕩，去樸歸華。胡舞妖嬈，有傷風化。公卿士大夫，為天下表率，竟沉溺此等聲色，上行下效，民間豈不更甚？此非細故，實關乎教化根本，人心向背。昔者，春秋之世，諸侯用夷禮則夷之。今我華夏貴胄，競效胡俗，豈非用夷變夏之漸乎？”
這番“用夷變夏”的嚴厲指責，讓朝堂為之一靜。這頂帽子太大，直指文明根本。連一些原本覺得無所謂的官員，也不由得正色沉思起來。的確，如果僅僅是在飲食、服飾上有些新花樣，或許還可視為“采風”，但若在禮樂、儀節、心性上都被“胡風”浸染，那問題就嚴重了。這觸及了華夏文明自我認同的核心。
接著，關于“義理”與“信仰”的擔憂也浮出水面。
隨著“異域文獻館”譯介工作的深入，以及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來宗教的有限度傳播，一些關于其教義的描述，開始在士林小范圍內流傳。盡管李瑾和“義理勘校廳”已經盡力篩選、批注，但某些核心觀念的差異，是無法完全掩蓋的。
一位負責教授皇子、宗室子弟的崇文館學士，憂心忡忡地向李瑾進：“殿下，近日館中學子，竟有私下議論景教‘上帝造人’、‘原罪救贖’之說者，且以其與‘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人性本善’相較，頗有困惑。又有學子好奇于祆教拜火，問及‘敬天法祖’與‘崇拜明尊（光明神）’孰為根本。此等論，雖屬好奇，然潛移默化，恐惑心性。夷教之說，其倫理或有可采（如景教勸善），然其根本義理，與我圣學迥異。少年心性未定，易為新奇之說所惑。若先入為主，日后恐難以篤信圣賢之道。”
幾乎與此同時，洛陽城內也開始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在東西兩市，一些胡商聚集的里坊，開始有唐人好奇地進入景教“波斯寺”或祆祠觀看禮拜儀式。起初只是獵奇，但漸漸地，也有少數生活失意、尋求慰藉的唐人，被其教義吸引，甚至私下受洗入教。雖然人數極少，且多為底層民眾或與胡商關系密切者，但這跡象已足以引起部分士大夫和佛道人士的警覺。
一位高僧在拜會武則天時，委婉提及：“陛下廣開法門，容異教并存，顯我朝胸懷。然佛法是心法，亦是國法所重。今有外道，‘獨一真神’，斥‘偶像崇拜’，其說與我佛法、中土祭祀，皆有桿格。若任其流傳，恐無知百姓，無所適從，甚或詆毀我像教，淆亂正信。”一位德高望重的道士也表達了類似憂慮，認為某些外來教義，與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之旨相悖。
更讓一些保守官員不安的，是年輕一代士子中悄然滋生的某種“慕異”心態。
隨著對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多，尤其是“異域風俗考”中那些光怪陸離、甚至驚世駭俗的記載流傳開后，一部分好奇心旺盛、對現狀不滿或追求標新立異的年輕文人，在詩酒唱和、私下清談時，論開始變得大膽。有人羨慕“拂h”元老院“共議國是”的傳聞（盡管了解極其片面），私下議論“若我朝能廣開路，不惟臺諫，許士民共議，或可更臻治世”；有人讀到天竺“眾生平等”（對佛教“眾生皆有佛性”的世俗化誤解）或某些原始部落“無貴無賤”的描述，感嘆“禮法是否過于森嚴”；更有甚者，對“異域風俗”中某些違背儒家倫常的記載，如收繼婚、試婚等，非但不予批判，反而以“獵奇”、“解構”的態度討論，語間不乏調侃乃至隱約的“理解之同情”，認為“夷狄之俗，雖不合我禮，然或亦有其生存之由，未可一概以禽獸論之”。
這種論，在恪守禮法的老成士大夫聽來，不啻于洪水猛獸。他們擔心，年輕一代在接觸了太多“異質”文化后，會對傳承千年的華夏禮法制度、倫理綱常產生懷疑，進而動搖國本。一份由數位國子監博士、太學教官聯名上奏的密疏，被悄悄送到了武則天和李瑾的案頭。疏中痛陳：“……今之學子，慕異好奇，漸成風氣。于圣賢經義，不求甚解；于夷狄異說，津津樂道。或妄議朝政，模擬外邦；或質疑倫常，淆亂是非。此非學問之福，實乃世道之憂。蓋因外學紛至，泥沙俱下，若o指引，少年心性，易為所惑。恐數十年后，禮義廉恥不存，圣學根基動搖，則華夏不復為華夏矣！伏請陛下、殿下，嚴加訓導，肅清學風，于外邦之說，當明辨而慎取，尤需禁絕其悖逆倫常、動搖國本之論流傳。”
這份密疏，用詞激烈，憂患深重。它代表了一批堅守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士大夫，在面對洶涌而來的外部文化沖擊時，產生的最深切的危機感。他們并非全然反對吸收外來的技藝、器物，甚至對某些“無害”的異域風情也能容忍，但他們堅決捍衛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主體性和倫理底線。在他們看來，技藝是“用”，可以變通；但倫理綱常是“體”，是根本，絕不容動搖。而現在，外來的“用”與“體”（思想、信仰、價值觀）正裹挾在一起涌入，若不加以警惕和甄別，后果不堪設想。
甚至在市井民間，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隨著胡商胡人增多，文化習俗差異導致的摩擦在所難免。胡商經營有時更為靈活（甚至有些狡黠），借貸利息可能更高，某些商業習慣與唐人不同，引起部分本地商人的不滿。胡人信仰不同，生活習慣特異（如某些宗教的齋戒、禮拜習俗），有時會引起誤會或歧視。更有甚者，洛陽、長安等地開始出現一些關于胡人“施用巫術”、“拐賣孩童”、“污染水源”的謠，雖然多為市井無稽之談，官府也及時澄清彈壓，但流背后折射出的，是部分底層民眾在面對大量外貌、語、習俗迥異的“他者”時，產生的本能排斥和不安。這種情緒，與上層士大夫“警惕文化侵蝕”的憂患，在本質上不同，但同樣構成了對“胡漢交融”現狀的一種隱性抵制。
所有這些聲音、事件、情緒，通過各種渠道，匯集到武則天和李瑾面前。朝堂上的爭論，學館里的密報，市井間的流，甚至后宮妃嬪、皇親國戚私下對“胡風過盛”的抱怨……都清晰地表明，在“海納百川”的宏大樂章之下，不和諧的雜音正在滋長，堤防之內的暗流正在涌動。
這一日，武則天在貞觀殿（沿用舊稱或武周新殿名）單獨召見李瑾，屏退左右。殿內只剩下母子二人，以及香爐中裊裊升起的淡淡青煙。
武則天將幾份奏疏推到李瑾面前，正是那位御史彈劾郡王宴席失儀、崇文館學士擔憂學子被惑、以及國子監教官聯名密疏。“瑾兒，這些，你都看過了吧？”她的聲音平靜，聽不出喜怒。
“兒臣已細讀。”李瑾肅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