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起，神都洛陽的梧桐葉開始泛黃飄落。歷時近兩載的《永昌律》修訂，已近尾聲。洋洋數百卷的律、令、格、式草案，連同新增補的《商法》專篇，以及分散于各律中關于平等、契約、專利、程序乃至“代書人”的零散條款，終于匯編成一部規模空前、體例繁復的煌煌法典。參與其事的數百名學者、官員，無論是激進的劉晏，還是務實的狄仁杰，或是那位日益沉穩的太子李瑾，在稍稍松了口氣的同時，心頭卻都壓上了一塊更沉的巨石。
法已成文。但這文辭背后的理念之爭，此刻才真正浮出水面，尖銳得刺人。這不再僅僅是某條律文的寬嚴，某個制度的存廢，而是觸及帝國統治根本的哲學命題：治國，究竟應以人為本，還是以法為本？或者說，法律，究竟應當是帝王手中隨時可變通的工具，還是應當成為超越個體意志、人人（包括帝王）皆需遵循的至高準則？
一場由武則天親自主持、規模空前的“御前問對”，在貞觀殿舉行。參與的不再僅限于文學館核心，而是擴大到了三省六部的主要長官、御史臺、大理寺、刑部的重要官員，以及諸多德高望重的翰林學士、經學大家。議題只有一個：如何頒行、闡釋、施行這部《永昌律》？
殿內氣氛肅穆。巨大的銅爐中香煙裊裊，卻驅不散那份無形的凝重。龍椅上的武則天，身著赭黃常服，目光平靜地掃過下方濟濟一堂的臣子。李瑾和狄仁杰侍立在御階下首，神情恭謹，內心卻緊繃如弦。
最初的討論，尚圍繞著頒行禮儀、雕版印刷、曉諭州府等實務展開。但很快，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觸及新律的“精神”與“宗旨”時，暗流終于洶涌地沖破平靜的湖面。
一位白發蒼蒼的禮部老尚書顫巍巍出列，他是當世大儒，門生故舊遍及朝野，其聲如洪鐘，卻帶著金石般的銳利：“陛下！老臣愚鈍，遍覽新律草案，字斟句酌，常感不安。其中多有‘依律斷之’、‘法有明文’、‘程序既定’之語，更有甚者，竟有‘諸斷獄皆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之硬性規定。此非細故！老臣斗膽叩問：若事有非常，情有可矜，而律文無載，或律文顯失情理，當如何？若天子有特旨，與律文略有抵牾，又當何如？”
他深吸一口氣，蒼老的目光直視御階之上的武則天，也掃過李瑾和狄仁杰：“陛下！圣人治國，在德、在禮、在人，而不在苛法！三代之治，何嘗有如此繁密之律令？孔子刪《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懼其名分，懼其禮義，非懼其刑書也！管子雖‘法者，天下之至道也’，然亦云‘法出于禮’。今新律諸篇，處處以法為先，以條為據，幾欲使法高于情，文高于義，吏高于官，官高于君！此非治國，實乃舍本逐末，以法害治！老臣恐，長此以往，官吏但知死守律條，不知通權達變；百姓但知錙銖必較，不念忠孝仁恕。上下交相爭于法，而禮義廉恥盡喪矣！”
這番論，如巨石投水，激起千層浪。立刻有數位官員出列附和，辭或激烈，或委婉，但核心意思一致：法律只是工具，是“術”；道德、禮教、人情，尤其是帝王的意志和官員的“賢明”，才是治國之“道”、之“本”。過度強調法律，尤其強調法律的嚴格性和程序性，會束縛君主和官員的手腳，會破壞基于人情和道德的和諧秩序，是本末倒置，甚至是危險的。
“王尚書所極是！”一位御史中丞緊接著發，他年富力強，辭犀利，“臣聞新律草案，竟有限制刑訊、規定‘司法參軍事’相對獨立、乃至允許‘代書人’公堂陳情之議。此諸般設計，看似周全，實則架空長官，縱容刁?民，束縛有司！試問，若遇冥頑不化之兇徒，不動刑何以得實？若州縣佐貳可獨立斷案，置刺史、縣令于何地？若訟棍可登堂辯駁，官府威嚴何在？此非但無助于治，反為亂階！治國之道，在人不在法。得良吏，則雖法令疏闊而民自化；用酷吏，則雖律令如毛而民愈亂。今不著力于選拔賢能、敦風化俗，反汲汲于繁文縟節、條框束縛，豈非南轅北轍？”
壓力如潮水般涌向李瑾和狄仁杰。李瑾手心微微出汗，他知道，這是對新律理念的根本性質疑，是“人治”傳統對“法治”萌芽的全面反擊。他看向狄仁杰，老臣神色凝重，但目光依舊沉穩。
狄仁杰上前一步，向御座深深一揖，然后轉向眾臣，聲音不高，卻清晰地傳遍大殿：“王公、李中丞之，老臣聞之，如聞洪鐘大呂，發人深省。確然，治國之本，在于德，在于禮，在于得人。圣人垂訓，千古不移。”
他先肯定了對方的理論基礎，這是辯論的策略，也是他內心部分認同的。但緊接著，他話鋒一轉：“然，德禮之教化，賢能之選拔，非一日之功，亦非可必得。天下之大，州縣之多，官吏之眾，豈能人人皆為堯舜？我朝開國至今，歷數代先帝勵精圖治，賢臣良吏輩出，然地方酷吏、污吏，可曾絕跡？冤獄錯案，可曾全無？”
他環視眾人，目光懇切：“德禮，如日月之光，普照萬物，是為理想之高標。然律法，如大地之徑，使人知所行止，是為現實之規尺。無理想，則世道沉淪；無規尺，則人皆茫然，強梁者橫行，弱小者無告。德禮為本，律法為用，二者相濟，不可偏廢。”
“至于‘法高于情’、‘文高于義’之慮，”狄仁杰繼續道，語氣更加沉穩有力，“新律非是不要情理，而是力求將情理融入法意，將‘義’化為明確的‘文’。何也？蓋因‘情理’因人而異，‘仁義’因時而變。若無律文為準，則‘情理’可成為官吏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之借口；‘仁義’可成為權勢者踐踏弱者之遮羞布！昔年索、來亂政，豈不正是假‘非常之需’、‘特旨辦案’之名，行羅織構陷之實？其所踐踏者，豈非正是最基本的公義與情理？”
提到索元禮、來俊臣，殿中許多官員臉色微變，那是所有人都不愿回首的慘痛記憶。狄仁杰成功地用最近的教訓，為“嚴格依程序、依法律”的必要性做了最有力的注腳。
“新律規定‘具引律令格式’，非是讓官吏成為死守條文的胥吏，”狄仁杰解釋道，“而是要求其判決須有法可依，須說明道理。若確系律無明文，或案情特殊，律有明文卻顯失公平，新律亦有‘上請’、‘奏裁’之制，絕非一概而論。此正是為了避免‘人亡政息’，避免因長官好惡、一時喜怒而法度無常。至于‘司法參軍事’、‘代書人’等制，乃為補正官吏精力之不足、專業之不及，使小民冤屈有更暢達之中訴渠道，使奸猾之徒難欺無知之百姓。其權責皆有嚴格限定，何來架空、縱容之說？此正為補‘人治’之不足，而非代‘人治’之全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