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歷元年，臘月十八。
距離金殿拿問宰相已過去兩日，但籠罩在洛陽上空的肅殺與恐慌并未散去，反而如同不斷積聚的烏云，愈發沉重。天牢早已人滿為患，哀嚎與刑訊之聲日夜不息。元稹等人被投入麗競門（設定為武周時期最高級別、直屬皇帝的特務審訊機構）的詔獄，那里是比普通天牢更令人聞風喪膽的存在。據說，進去的人，不死也要脫層皮，而“證據”和“口供”，在麗競門的手段下，總是“應有盡有”。
朝堂上，噤若寒蟬。官員們上朝時步履匆匆，下朝后閉門不出，同僚相見亦不敢多，唯恐一句無心之語，便招來滅頂之災。支持新政的官員雖心中暗喜，卻也難免兔死狐悲，行事愈發謹慎。反對派更是人人自危，一些膽小的已開始暗中變賣家產，安排后路，或向親近新政的官員、乃至宮中內侍示好，以求一線生機。整個帝國的官僚系統，在女帝的雷霆之怒和政治恐怖的威壓下，暫時陷入了一種詭異的、停滯般的“高效”沉默――無人敢違逆，也無人敢多事。
然而，風暴的中心，似乎暫時繞過了東宮。自臘月十五夜羽林軍圍府拿人后，東宮雖仍被嚴密“保護”，水泄不通，但女帝再未就“東宮涉案”發表任何明確旨意，也未對太子李弘有進一步的處置。這種沉默，比直接的雷霆手段更令人窒息。李弘在東宮中，如同困獸，亦如懸在刀俎上的魚肉，不知那鍘刀何時落下，以何種方式落下。煎熬，無時無刻不在啃噬著他的心神。他試圖上書自辯，但奏疏如石沉大海；他想求見母后，得到的永遠是“陛下有旨，太子靜養，勿擾”。絕望，如同冰冷的藤蔓，將他越纏越緊。
紫宸殿，深夜。
燭火通明，卻驅不散殿內彌漫的寒意。武則天獨自坐在御案后，面前攤開著一份墨跡未干的詔書草稿，旁邊放著另一份來自麗競門的密報。她已枯坐了近一個時辰，目光在詔書和密報之間逡巡，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御案邊沿冰涼的玉石，那向來挺直如松的脊背，此刻竟顯出幾分罕見的僵硬和……疲憊。
詔書草稿的標題，赫然是觸目驚心的幾個字：《廢皇太子李弘為庶人詔》。
而那份密報，則詳細記錄了麗競門對元稹等人的審訊“進展”。不出所料，在“專業”手段下，口供“取得”得極為順利。元稹“承認”了與滎陽鄭氏余孽勾結，收受其巨額賄賂，并利用職權為鄭氏在江南的產業提供庇護，對抗新政；“承認”了因不滿新政、忌憚太子李瑾權勢，而對李瑾懷恨在心；“承認”了通過滎陽鄭氏的海外渠道，聯系上“海鷂子”，重金雇傭海外刺客，策劃了臘月初八的刺殺；甚至，“承認”了意圖在刺殺成功后，聯絡部分對女帝不滿的宗室、朝臣，趁亂擁立“新君”……
至于那“青玉雙魚佩”，口供中稱是元稹與滎陽鄭氏余孽約定的信物。而涉及東宮的部分，則“巧妙”地變成了元稹等人“欺瞞”、“利用”了太子李弘對新政的“憂慮”和“異議”，通過收買、脅迫東宮小吏（如周p）、典簽（王某）等方式，獲取了東宮腰牌（或仿制了腰牌），了解了李瑾的行程，并故意留下線索，試圖嫁禍太子，挑撥皇室，制造混亂，以便火中取栗。
密報的最后，是元稹等人鮮血淋漓、慘不忍睹的畫押手印，以及一份長長的、被“攀扯”出來的、與元稹“有牽連”的官員名單。這份名單，比臘月十五夜抓捕的那份，長了數倍不止，幾乎囊括了朝中所有旗幟鮮明反對過新政的中高級官員，甚至還有一些原本態度曖昧的中間派。
武則天看完密報，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麗競門的手段和“成果”，她心知肚明。這份口供漏洞百出，牽強附會之處甚多，根本經不起仔細推敲。元稹或許真的反對新政，或許真的與鄭氏有舊，或許真的在江南問題上與新政派有利益沖突，但說他主謀刺殺太子，甚至圖謀擁立新君？武則天一個字都不信。元稹是個老派文臣，擅權謀，惜羽毛，或許有政治野心，但絕無此等膽魄和能量去策劃如此精密的刺殺，更遑論勾結海外亡命。
但，那又怎樣？
她需要這份口供，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一個能將刺殺案、將朝中反對勢力、甚至將東宮的嫌疑，都一并“厘清”、并給予“公正”處置的官方結論。這份麗競門炮制出來的口供，完美地滿足了她的需求。它將矛頭從東宮身上移開（至少是表面上），集中到了以元稹為首的“逆黨”身上，為清洗反對派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同時，它也“解釋”了為何東宮會卷入其中――太子是被蒙蔽、被利用的。這既保全了李弘一條命（或許），也為她接下來的處置，留下了轉圜余地。
是的，處置。武則天疲憊地閉上眼。弘兒，她的長子。那個從小體弱多病，卻聰慧仁孝的孩子；那個曾是她和李治的驕傲，被立為太子時朝野稱慶的儲君；那個在朝堂上溫文爾雅，對父母恭順，對弟弟們友愛，對臣下寬厚的青年。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母子之間漸行漸遠，隔閡日深？是因為他越來越有自己的主見，開始反對她的一些政令？是因為他身邊聚集了那些頑固守舊的老臣，不斷向他灌輸“牝雞司晨”、“女主亂政”的觀念？還是因為……瑾兒的出現，那耀眼的光芒，那與她如出一轍的銳意進取，讓她不自覺地傾注了更多的期望和心血，從而冷落、甚至忌憚了這個過于“仁弱”、過于“守成”的長子？
刺殺案，東宮腰牌，東宮典簽，左腿微跛的東宮小吏之父……這些線索，狄仁杰認為是疑點，是有人嫁禍。武則天內心深處，何嘗沒有同樣的懷疑？她的弘兒，或許會因為政見不合與她爭執，會因為反對新政而聯合朝臣施壓，但以她對兒子的了解，他絕不是那種能狠下心來，雇傭海外刺客，在鬧市街頭刺殺自己親弟弟的人！他缺乏那種決絕的狠厲，也缺乏掌控如此復雜陰謀的能力和資源。
但，政治不需要百分之百的真相，只需要足夠的“嫌疑”和“動機”。李弘反對新政，是事實。李弘身邊聚集了反對派核心，是事實。東宮相關物件和人員出現在案件線索中，是事實（無論是否被栽贓）。在女帝盛怒、需要徹底清除反對勢力、為新政鋪平道路的當下，在“人贓并獲”、“鐵證如山”（元稹的口供）的背景下，李弘的這些“事實”，就足以構成將他從太子之位上拉下來的理由。甚至，是必須拉下來的理由。
一個反對新政、且與刺殺案有“牽連”（無論真假）的太子，如何能繼續做帝國的儲君？如何能在她百年之后，繼承她為之奮斗、甚至不惜掀起腥風血雨也要推行下去的改革事業？如何能讓那些剛剛被她用鐵血手段震懾住的朝臣和地方勢力，真心臣服？
不能。所以，李弘，必須廢。
這不僅僅是為了給瑾兒騰位置，更是為了徹底斬斷反對派最后的、也是名分上最正統的希望所在。廢了李弘，就等于是宣布，反對新政，就是反對皇帝，反對帝國未來，絕無任何妥協余地。這是最徹底的政治表態，也是最殘酷的權力宣示。
武則天睜開眼，鳳目中最后一絲猶疑和痛楚，被更深的冰冷和決絕所取代。她提起朱筆，在那份《廢皇太子李弘為庶人詔》的草稿上，開始批閱、修改、定稿。每一個字，都重若千鈞，力透紙背。
“朕聞儲副者，國之根本，社稷所系。必擇賢明，以奉宗廟。皇太子弘，地惟冢嫡，位居明兩……”詔書開頭，依舊是冠冕堂皇的套話。
“……然，”筆鋒一轉，辭漸厲，“性頗仁柔，而失于明斷。昵近群小，不辨忠奸。朕屢加訓誡，冀其悔悟，而弘恬惡不悛，溺于奸諛……**”這里將李弘反對新政，歸咎于他被“奸佞小人”（即元稹等反對派）蒙蔽誘惑，自身“仁柔不明”。
“……更甚者，臘月初八逆黨謀刺儲君（指李瑾）案，”詔書直接點出刺殺案，語氣變得極為嚴厲，“經有司徹查，逆首元稹等，狼子野心，勾結內外，罪證確鑿，已然伏法。而此等奸佞，竟能交通宮禁，窺伺儲君行止，其憑藉者，非弘之失察、失馭而何？東宮屬吏，竟有為其所用者；東宮信物，竟現于逆黨之手！雖查無弘直接指使之實據，然失察之咎，縱容之愆，何以推諉？此非仁柔，實乃昏聵！此非不明，實近庸懦！”
“以一己之不明，致宵小得隙，幾危社稷，幾損朕之愛子！上無以承宗廟之重，下無以孚臣民之望。如此儲君，何以君臨天下，撫馭兆民？”指控升級，從個人德行的“仁柔不明”，上升到幾乎危害社稷、傷害兄弟的政治責任。
“朕，上承天命，下撫黎元，為江山社稷計，為天下蒼生計，不得不割私愛而從公義，忍痛割愛。皇太子弘，既失德彰聞，又幾陷大逆（雖無實據，但用“幾陷”暗示），不堪承嗣。宜廢為庶人，徙居均州別所（偏遠之地），閉門思過，非詔不得出。其妃裴氏，并隨往。東宮官屬，一體流徙嶺南。”
最后，是蓋棺定論：“咨爾中外，咸使聞知。自今而后，凡我臣工，宜滌慮洗心，忠勤王事，毋得再蹈前轍，自干刑憲。欽此！”
寫罷，武則天放下朱筆，盯著那墨跡淋漓、字字誅心的詔書，沉默了許久。她仿佛透過這些冰冷的文字，看到了李弘接到詔書時，那蒼白、絕望、不可置信的臉。看到了那個從小體弱多病，卻總是努力想讓她開心的孩子。看到了他第一次穿上太子朝服，笨拙地向她和先帝行禮的模樣。
心頭，一陣尖銳的刺痛傳來，幾乎讓她喘不過氣。但很快，那刺痛就被更強大的理智和冰冷的目標感所覆蓋。她是皇帝，是大周的天子。她的肩上，擔著整個帝國的現在和未來。為了她的理想，為了她認定的、能讓這個帝國更強大的道路，她必須狠下心來，掃清一切障礙，哪怕這障礙，是她的親生骨肉。
“婉兒。”她開口，聲音嘶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