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授三年的秋天，來得格外肅殺。洛陽的朝堂在激烈的攻訐與暗涌的政潮中搖擺，而帝國廣袤的土地上，那場被寄予厚望的變革，卻如同陷入了一片無邊無際、深不見底的泥沼。阻力不再僅僅是陽奉陰違的軟釘子，更演化成了硬碰硬的對抗、此起彼伏的亂象和深入肌理的潰爛。改革的巨輪，在舊勢力合力編織的藤蔓與泥潭中，艱難地轉動著，每前進一寸，都伴隨著刺耳的**和更強大的反噬，前路晦暗不明。
朝堂之上，反對的浪潮達到了新的高峰。隨著地方上各種“問題”和“亂象”通過不同渠道（包括反對派刻意夸大甚至編造的奏報）匯集到中樞，反對派官員如同嗅到血腥的鯊魚，發起了更為猛烈的總攻。每日的朝會，幾乎變成了對新政的批斗會。
“陛下！”禮部尚書崔知溫手持玉笏，須發皆張，聲音沉痛，“臣近日接連收到江南、山東、河北等地州縣急報！皆因清丈田畝、推行所謂‘新法’，致使民怨沸騰，地方不寧！蘇州有刁?民聚眾，毀壞丈量器具，毆傷差役；青州有鄉民因田畝爭議，宗族械斗，死傷數十；幽州邊鎮，軍戶躁動，幾釀大變！此皆新政擾民，與民爭利所致！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啊！”他將一疊奏報高高舉起，仿佛捧著滴血的利刃。
門下侍郎韋承慶緊隨其后，他的攻擊更為陰險：“陛下明鑒。太子殿下勵精圖治，初心或為富國強兵。然治國如烹小鮮，不可操切。今觀新政推行，地方疲于奔命，胥吏借機勒索，豪強陰蓄不滿，小民未蒙其利，先受其擾。更兼天象示警，今歲多地或有旱或有澇，豈非上天警示，政令有失平和？臣懇請陛下，暫緩清丈，重議稅制，廣開路，以順天應人，安撫四方！”他將天災與新政強行掛鉤，看似勸諫，實為逼迫暫停。
御史臺的官們更是群起而攻之，彈劾的矛頭不僅指向具體政策，更直指執行新政的官員，尤其是李瑾倚重的干吏。裴延慶被彈劾“任用酷吏，苛察下情，致州縣不安”；來俊臣被彈劾“羅織罪名，構陷良臣，以邀帝寵”；就連一些在地方認真推行清丈的官員，也被扣上“急于事功”、“擾民滋事”的帽子。朝堂之上，支持新政的聲音被完全淹沒，狄仁杰等居中調和者，也左支右絀，難以招架。
更致命的一擊，來自一份由十七位致仕老臣、地方名儒聯名上奏的《陳時弊疏》。這些老臣大多德高望重，門生故舊遍布朝野，他們的表態極具分量。疏中并未直接攻擊武則天或李瑾，而是以“憂國憂民”的口吻，痛陳“變法”之弊：指責清丈導致“田畝糾紛日增，鄉里失和”；批評“攤丁入畝”是“舍本逐末”，實際加重了小民負擔（引用被歪曲的地方案例）；憂慮“士紳一體納糧”會“寒天下士子之心，動搖國本”。最后，他們“泣血懇求”女皇“罷聚斂之臣，停苛酷之政，復祖宗之成法，以安天下士民之心”。這份奏疏如同一記重錘，砸在了本就飄搖的改革旗幟上，它代表了舊有統治階層中“清流”與“鄉賢”勢力的正式、集體的反對。
地方上，抵抗從“軟”的陽奉陰違，迅速升級為“硬”的公開對抗和暴力沖突。
在江南蘇州府吳江縣，朝廷派出的“肅政使”團隊，在試圖強行進入當地最大豪紳、致仕侍郎沈翰的莊園進行復核清丈時，遭遇了武裝抵抗。沈家豢養的數百名莊丁、佃戶，手持棍棒、農具，甚至部分弓弩，封鎖道路，高呼“保家護產，驅逐酷吏”的口號。沖突中，一名肅政使隨行的護衛被冷箭射傷，多名莊丁和試圖維持秩序的縣衙差役受傷。消息傳開，附近數個縣的豪強聞風而動，紛紛緊閉莊門，集結丁壯，擺出對抗姿態。蘇州府震動，駐軍都不得不戒備。這場沖突雖未演變成大規模叛亂，但其象征意義極為惡劣――地方豪強已敢于公開武力對抗中央權威。
在河東道蒲州，情況更為復雜。當地大族柳氏，不僅田產眾多，更與河東節度使麾下的軍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少中低級軍官出身柳氏或其姻親）。當清丈人員試圖核實柳氏一處靠近黃河灘涂、多年來通過淤田和侵占河灘擴大的萬畝良田時，柳氏先是賄賂不成，繼而鼓動周邊村莊的百姓，聲稱朝廷清丈是要“重定河稅，加征灘地賦”，會加重所有沿河百姓負擔。不明真相的農民被煽動起來，聚集阻撓，與清丈人員發生激烈沖突。混亂中，有數人落水身亡。柳氏趁機將事情鬧大，反誣清丈官員“逼死人命”，并聯合當地部分軍官，向節度使施加壓力。河東節度使態度曖昧，以“避免激成民變”為由，要求暫停清丈。此事最終成為一樁糊涂公案，清丈工作在此地徹底停滯。
在山南東道的偏遠州縣，甚至出現了冒充“新法欽差”的詐騙團伙。他們假借推行“攤丁入畝”之名，向農戶勒索“手續費”、“丈量錢”，聲稱不交錢就要多報田畝、加重稅賦。許多無知鄉民被騙，對朝廷和新政更加反感。等真的朝廷官員到來時，往往被憤怒的民眾圍堵，解釋工作艱難無比。這類事件雖是極端個案，卻嚴重敗壞了新政的聲譽，讓“與民爭利”、“苛政擾民”的污名更加深入人心。
經濟層面也開始出現不祥的征兆。在江南等財稅重地，部分士紳和大商人開始消極對抗。他們或囤積糧食、絲綢，導致市面物價出現波動；或拖延、減少繳納當年的夏稅秋糧，以“籌措困難”為由，向地方官府施壓；更有甚者，暗中轉移資產，或將資金抽離實業，造成局部經濟活動的萎縮。盡管尚未形成大規模風潮，但這種“非暴力不合作”的經濟抵制，同樣令依賴江南財賦的中央朝廷感到壓力。
軍隊系統的曖昧態度，更如一把懸在頭頂的利劍。除了少數與中央關系密切的北衙禁軍和部分邊軍將領明確支持改革（或因家族利益受損較小，或因更認同朝廷權威），大多數節度使、都督、乃至中下層軍官，對涉及自身及背后家族利益（軍功田、職田、家族田產）的清丈和稅改，普遍持觀望甚至抵觸態度。他們不會公開抗命，但執行起來拖沓敷衍，對轄區內的豪強抗法行為睜只眼閉只眼，甚至暗中回護。來自邊鎮的一些奏報，也開始隱隱提到“軍心思動”、“糧餉催繳不利，恐影響戍邊”等令人不安的字眼。軍隊的向背，是武則天和李瑾不得不慎重對待的終極問題。
就連改革派內部，也出現了裂痕和動搖。一些原本支持改革的中下層官員，在地方上面對巨大的阻力、同僚的排擠、甚至人身威脅時，開始感到恐懼和沮喪。一些人被地方勢力拉攏、腐蝕，悄然轉變了立場；更多的人則變得畏首畏尾，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改革的銳氣在日復一日的消磨中喪失殆盡。朝中支持新政的官員，在反對派疾風暴雨般的攻擊下，也漸感勢單力薄，有些人開始沉默，有些人甚至私下建議“暫緩激進之舉，徐圖漸進之策”。
變法，真正陷入了泥沼。向前，是深不見底的阻力、明槍暗箭的攻訐和可能引發更大動蕩的風險；向后，是顏面盡失、權威掃地、改革成果付諸東流，甚至可能引發更劇烈的反撲。朝廷的政令，在地方遭遇了鐵桶般的抵制；預期的財政收入，因清丈遲滯和稅收抵制而遠低于預期；支持者的熱情，在冰冷的現實和污蔑中風中飄搖；反對者的氣焰，則因每一次“勝利”（哪怕是拖延）而愈加囂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