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西市以南，布政坊、醴泉坊、義寧坊一帶。
與“天下譯館”、“四方學館”區域那種以學問、技藝為核心的、充滿理性思辨與實用色彩的忙碌不同，長安城的這一片區域，彌漫著一種更為幽玄、更為多元，也更為熱烈的氣息。這里是長安的“蕃坊”核心區，也是各種外來宗教匯聚、扎根、傳播的中心。隨著萬國博覽會帶來的轟動效應，以及大唐朝廷在“天下學”上展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來自世界各地的傳教士、僧侶、祭司，如同追尋光亮的飛蛾，更加踴躍地匯聚到這東方帝國的都城。長安，在成為“天下學問之海”的同時，也悄然成為了已知世界的“宗教萬神殿”與“信仰博覽會”。
行走在這片街巷，仿佛置身于一個濃縮的、流動的信仰地圖。
高大巍峨的大慈恩寺、大薦福寺的鐘聲梵唄，依然是這片土地上最恢宏、最穩定的精神背景音。經過數百年發展，佛教早已深深融入華夏文明的血脈，宗派林立，高僧輩出，譯經、講學、法會不斷，香火鼎盛。來自天竺、西域的高僧，與本土大德共參佛法，漢譯佛經的洪流仍在“天下譯館”的“梵蕃典籍譯場”中奔涌不息。大雁塔下，總有虔誠信徒繞塔祈福，也有遠道而來的外國僧侶，仰望塔剎，合十贊嘆。
與佛寺的莊嚴肅穆相比，不遠處的幾座祆祠（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則顯得更為神秘。祠內常年燃燒著圣火，祭司（穆護）們身穿白袍，戴著面罩，避免以自己的呼吸玷污圣火，舉行著外人難以窺見的儀式。來自波斯、粟特的胡商，是祆教最忠實的信徒，他們在此祈禱生意興隆，旅途平安。那躍動的火焰，象征著光明與善神阿胡拉?馬茲達，在異鄉的空氣中，靜靜燃燒。
一座帶有明顯異域穹頂風格的建筑，是景教寺（基督教聶斯托利派）。自太宗時阿羅本主教將景教傳入長安，獲準建寺（時稱“波斯寺”，后改稱“大秦寺”）以來，景教便在長安扎下了根。此刻，寺內正用古敘利亞語（景教禮儀語）舉行著禮拜，頌唱聲悠揚而獨特。穿著黑色禮袍的景教僧侶（阿羅本的后繼者，或新近從波斯、拂h來的傳教士），向信徒們講述著“彌施訶”（救世主）的教誨。一些好奇的唐人，也會在門外駐足傾聽，盡管他們對“三位一體”、“道成肉身”等概念感到困惑，但那十字架標志和關于博愛、救贖的故事，仍吸引著一些尋求不同精神慰藉的心靈。
在更僻靜些的街角，可能隱藏著摩尼教的“法堂”。這個源于波斯，揉合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等因素，強調光明與黑暗永恒斗爭的宗教，在武周時期因其“明尊”信仰暗合“明”字，一度得到官方某種程度的默許或利用。摩尼教的傳教士（慕^、拂多誕等）行事相對隱秘，但其教義中樸素的光明崇拜、嚴格的素食戒律和獨特的繪畫藝術（用精美細密畫闡釋教義），也在部分胡商和少數唐人中悄然傳播。
此外，偶爾還能見到一些猶太商人在特定時日聚會祈禱的場所（雖無固定公開會堂，但有私下聚集點），以及來自天竺的印度教苦行僧或學者帶來的、對濕婆、毗濕奴的崇拜痕跡（主要通過藝術和哲學思想間接影響）。甚至，隨著與大食（阿拉伯）交往的增多，伊斯蘭教的信仰也開始被極少數滯留長安的大食商人、使節所堅守，他們每日在寓所朝向西方麥加禮拜，雖然尚未建立公開的禮拜寺，但其獨特的信仰和生活習俗，已開始被長安居民所知曉。
不同宗教的建筑、服飾、儀式、頌歌、香火氣息，在這片區域內交織、碰撞、共存。走在街上，你可能剛剛避開一位敲著木魚、口誦佛號的化緣僧，轉身就遇見一位祆教祭司匆匆走過，留下淡淡的“豪麻”草（一種用于儀式的植物）氣息；耳邊還回蕩著景教堂的頌唱，目光卻被路邊胡商店鋪中懸掛的、帶有摩尼教光明象征的織錦所吸引。這種光怪陸離而又奇異地和諧共處的景象，是長安作為世界性大都會的獨特風景，也是這個時代文明開放與包容性的極致體現。
然而，這種“和諧共存”并非沒有暗流。教義的根本差異、對信眾的爭奪、以及對官方認可和支持的渴求，使得不同宗教團體之間，存在著隱性的競爭與摩擦。佛教作為本土化最深、信眾最廣的外來宗教（此時已幾乎被視為本土文化一部分），地位相對超然，但也面臨著其他宗教在吸引上層信徒（尤其是胡商和部分尋求新奇的士人）方面的潛在挑戰。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則各自憑借其與特定族群（如波斯、粟特、拂h等）的緊密聯系，以及不同的教義吸引力，在有限的范圍內發展。如何管理這些外來宗教，防止其傳播引發社會沖突（尤其是涉及華人信徒時），同時又能利用其安撫外來族群、展示帝國包容，是對朝廷治理智慧的考驗。
這一日，一個前所未有的消息，在長安的宗教圈和士林之中引起了巨大波瀾：朝廷有旨，為“彰文明之盛，明教化之道，辨真理之歸”，特許于大薦福寺旁的“論議堂”（一處常用于公開講學、辯論的場所）舉辦“三教論衡臺”。不過，此次的“三教”，并非傳統的儒、釋、道，而是佛教、景教、祆教（作為波斯系宗教代表）以及道家（作為本土宗教代表）的四方論辯。儒家的代表（幾位大儒）將作為“裁正”和“評議”出席。這顯然是朝廷，或者說背后推動此事的李瑾，有意安排的一場“宗教博覽會”式的公開交流（或較量）。
消息傳出，各方震動。佛教高僧認為這是彰顯佛法無邊、辯才無礙的好機會；景教僧侶既感興奮（這是向更廣泛唐人展示教義的良機），又覺忐忑（畢竟根基尚淺）；祆教祭司則心情復雜，他們通常不主動對外傳教，但朝廷旨意難違，且這也關系到本教在唐的地位；道家代表則摩拳擦掌，欲在皇帝（武則天對道教亦有扶持）和萬民面前，展露玄門正宗風采。儒家大儒們，則抱著審視和“以正視聽”的態度參與。
論辯之日，大薦福寺外人山人海。不僅各教信徒、士子百姓蜂擁而至，連許多外國使節、留學生、商人也前來觀看這場東方世界的宗教思想交鋒。論議堂內，座無虛席，氣氛莊重而熱烈。
首先由佛教高僧（例如華嚴宗或法相宗的一位大德）闡發“緣起性空”、“眾生皆可成佛”的教義，邏輯嚴密，引經據典（主要是漢譯佛經），氣勢恢宏。接著，景教的一位“大德”（可能是主教或資深僧侶）上臺，用略帶口音的官話，結合譯語人的輔助，講述“天主”創造萬物，“彌施訶”降世救贖，以及最后的審判，其教義具有強烈的一神論和救贖色彩，對許多聽慣佛教輪回說的唐人來說，頗為新奇。然后是祆教的“穆護”（高階祭司），他通過譯語人，闡述了瑣羅亞斯德教的善惡二元論，強調智慧之主阿胡拉?馬茲達與黑暗之主的永恒斗爭，人的責任在于選擇善行、維護純潔、崇拜圣火，其教義帶有濃厚的倫理和現世色彩。最后是道家的一位著名法師，闡述“道法自然”、“清凈無為”、“長生久視”之理，并暗中契合了皇室對道教的推崇。
各方闡述完畢，進入互相詰難環節。這才是論辯的高潮，也是最考驗智慧與機辯的時刻。
景教僧問佛教高僧：“佛法眾生平等，皆可成佛，然則禽獸亦可成佛否？若可，則與貴教輪回之說，人可墮為畜生，有何分別？若不可，則平等何在？”問題尖銳，涉及佛教教義內部的某些張力。
佛教高僧從容應答，以“佛性本有，迷悟不同”闡釋，區分“有情”與“無情”，并指出輪回并非懲罰，而是業力所致，修行正在于超越輪回。回答巧妙，但臺下不少聽眾已覺深奧。
道家法師則抓住景教“天主創世”說提問：“敢問貴教，天主造萬物，那天主由誰所造？若天主無始，則與我道家‘道’生萬物，道法自然，有何本質不同？且貴教天主全知全能全善，然世間為何有惡？此惡亦天主所造乎？”這直接指向了一神論的核心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