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家銀行兌換所在長安、洛陽的初步穩定運行，雖然未能立即扭轉兩市物價飛漲、惡錢橫行的亂象，但就像在渾濁湍急的江水中打下了一根堅實的木樁，提供了某種新的可能性。寶鈔可十足兌換銅錢、且繳納賦稅有優惠的消息，逐漸從市井談資變成了部分人開始嘗試的選擇。然而，信用建立非一日之功，大多數人仍在觀望，寶鈔的流通范圍也基本局限于與官府相關的支付、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鹽鐵茶等專賣品），以及那些為了省下一點稅錢而咬牙兌換的小商人。距離成為“人見人愛、通行無阻”的真正錢幣，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就在李瑾與籌辦處同僚們絞盡腦汁，思考如何進一步拓展寶鈔使用場景、打擊暗中作梗的舊錢利益集團時，一個來自廣州的突發事件，以及隨后在長安西市兌換所遇到的新問題，將另一個更為宏大、卻也更加棘手的議題，猝不及防地推到了他的面前――跨國貿易下的貨幣結算，或者說，外匯。
事件的引子，是廣州都督府一份加急奏報。奏報中提到，近來廣州港內，來自“大食”（阿拉伯帝國）、波斯、天竺乃至獅子國（斯里蘭卡）的海商，與本地及內地商人的貿易糾紛陡增，其中相當一部分，源于“錢貨計價”的混亂。
“……蕃商以金銀、香料、寶石、象牙等物，易我絲綢、瓷器、茶葉。然彼等多索要金銀或上等絹帛，不愿收受銅錢。即或愿收，亦對銅錢成色百般挑剔，壓低貨價。更有甚者，以其國所鑄金銀幣，強定高于市價之兌率，我朝商人苦不堪，紛爭不斷，甚有械斗，恐傷蕃客，有礙天朝體面，亦不利市舶之利……”
幾乎與此同時，長安西市大唐皇家銀行兌換所的主事也匆匆找到李瑾，稟報了一件棘手之事。
“……有波斯胡商，持金條及西域銀幣前來，欲兌換寶鈔。下官告之，本所只按朝廷定價，以金銀重量、成色折算為足色開元通寶，再按比例兌給寶鈔。然胡商不允，其銀幣乃波斯國所鑄‘迪爾汗’，在其國及西域價值穩定，要求按其自報比率，直接兌付寶鈔，且比率遠高于以其銀幣所含純銀按市價折算。下官未敢擅專，婉拒之，胡商憤憤而去，揚其商隊此后貨物，只以金銀或絹帛交易，拒收銅錢與寶鈔……”
兩件事，一南一北，卻指向了同一個核心問題：在大唐國內錢法紊亂、幣值不穩的背景下，原本就復雜的國際貿易結算，變得更加混亂和不利。外國商人（尤其是掌握大量金銀硬通貨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利用大唐銅錢信譽崩壞、價值不穩的弱點，在交易中占據主動，要么拒收銅錢，要么肆意壓低銅錢計價，要么強行以其本國貨幣高價結算，導致大唐商人利益受損，國家財富（金銀）外流，甚至影響了朝廷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市舶稅。
李瑾敏銳地意識到，這不僅僅是簡單的貿易糾紛，更是一個將大唐寶鈔推向國際舞臺、同時規范乃至掌握對外貿易金融主導權的絕佳契機，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戰。如果寶鈔連本國商人都未完全接受，如何能讓外國商人認可？但反過來，如果能在與外國商人的大宗貿易中確立寶鈔的結算地位，其權威性和信用將得到質的提升。
他立即召集合適人員――包括戶部精通財稅的官員、鴻臚寺熟悉蕃情的官員、以及長安西市幾位與外商打交道多年、信譽卓著的大商人――進行緊急商議。會上，李瑾首次明確提出了“外匯”與“匯率”的概念，這再次讓與會者感到新奇與困惑。
“所謂‘外匯’，”李瑾在沙盤上劃出大唐與周邊諸國的簡圖，“簡之，即外邦之錢幣，或可用于與他國結算支付之金銀等物。而‘匯率’，便是我朝錢幣（如今是寶鈔和足色開元通寶）與這些外匯之間兌換的比率。”
他指向廣州奏報：“譬如，大食商人攜銀幣迪爾汗來購絲綢。過去，雙方可能直接以物易物，或以金銀重量計價，但過程繁瑣，易起爭執。如今我朝欲行寶鈔，便可定下一個規矩：所有蕃商入港，其攜帶之金銀、外國錢幣，須先至市舶司或指定官署，按朝廷統一公布的‘匯率’，兌換成我大唐寶鈔或官方認可的‘外匯券’，然后憑此在我朝境內購買貨物、支付稅款、乃至支付住宿運輸費用。同樣，我朝商人出口貨物所得蕃商支付的外匯，也須按此匯率兌換成寶鈔或銅錢。”
一位老成的大商人，何記絲綢莊的東主何世昌捻須問道：“相王殿下此議，若能行，自然便于交易，減少糾紛。只是……這‘匯率’如何定？若定得低了，蕃商不愿，貨物不來；定得高了，我朝商人吃虧，金銀外流。且各國錢幣成色不一，行情時有波動，如何能有一個固定之數？”
“問得好。”李瑾點頭，“匯率不能固定不變，但也不能任由蕃商自定。朝廷需設立專門機構，比如在戶部之下，或于大唐皇家銀行內，設‘匯兌司’，每日或每旬，根據廣州、揚州、泉州、長安、洛陽等主要商埠，由金銀行、大商號提供的金銀及主要外國錢幣的市價，結合朝廷對金銀的需求、對外貿易的總體策略，公布一個官方指導匯率。此匯率需相對穩定，但亦可酌情微調。同時，允許持有牌照的‘官定錢莊’或大商號，在官方匯率基礎上，有一個小幅浮動的空間，以應市場瞬息之變。”
他進一步解釋：“此舉有數利：其一，規范結算，便利貿易。商賈皆知匯率，結算有據，減少糾紛。其二，集中外匯，掌握主動。朝廷可集中掌握大量外匯（金銀及優質外國貨幣），用于必要的國際采購（如戰馬、特殊原料）或穩定金融。其三，推廣寶鈔。蕃商兌換得寶鈔，在我朝境內交易需用之，寶鈔流通范圍自然擴展至外貿領域，其信用因國際貿易背書而增強。其四，穩定幣值，防止金銀外流。通過匯率調節，可一定程度控制金銀流出，保護本國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