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立法度，設專司。此為長久之制。請將上述諸策，詳加斟酌，形成《寺院道觀管理條貫》，頒行天下，使有法可依。同時，于鴻臚寺下專設‘僧道司’，或提升現有相關機構職權，專司天下僧道籍簿、度牒發放、田產監察、違法糾劾、及引導‘導善’事宜。地方州縣，亦需有相應官吏負責。將僧道事務，正式、系統地納入朝廷官僚管理體系，改變以往多頭管理、實則放任之弊。此謂‘法’。”

李瑾的策略，環環相扣，既有限制打擊，也有疏導利用，更有制度建設。他特別強調“漸進”和“依法”，避免重蹈歷史上“三武一宗”滅佛那樣簡單粗暴、易引發強烈反彈的覆轍。他給寺院留下了生存空間和一定的經濟基礎，但劃定了明確的紅線，并試圖將其經濟活動和部分社會功能，引導到對朝廷和民生有利的軌道上來。

殿內一片寂靜，眾人都在消化這系統而大膽的方案。御史大夫首先開口：“李相此策，思慮周詳。然清丈田產，觸動利益廣布，恐州縣胥吏，與地方豪強、寺院勾結，陽奉陰違，欺上瞞下。更有甚者，或激生民變，如北魏沙門法慶之亂，不可不防。”

戶部尚書韋陟則關心實際：“清出田產，分與貧民、府兵，自是良法。然贖買之資，所費不貲，國庫雖因海貿稍裕，然水師營造、邊軍賞賚、河工水利，在在需錢，恐難全數支應。且寺觀納稅，如何核定？其營生多隱秘，恐難以實報。”

崔知溫則從另一角度質疑：“李相所‘導善’，固然是好。然出家人本應清靜修行，不問俗務。今令其辦學、修路、行醫，豈非強令方外之人，行俗世之政？混淆僧俗，恐非佛道本意，亦易生弊端。且‘僧道司’之設，將方外之人納于俗官管轄，有違‘沙門不敬王者’之古訓，恐招致高僧大德反感，不利陛下崇佛之德。”

李瑾從容應對：“御史大夫所慮極是。故臣強調需派強干御史，分道巡查，明察暗訪，嚴懲貪瀆。對敢于煽動鬧事、武力抗拒者，當以謀逆論處，朝廷絕不姑息。然只要政策公允，執法嚴明，補償合理（贖買價格可略低于市價，但需足額），多數僧眾、百姓，當知此乃為保其長久，而非絕其生路。韋尚書所憂財用，可分期、分地、分批推行，先試點，后推廣。贖買之資，或可從市舶司新增稅收、及未來寺觀納稅中，專款專用。至于寺觀納稅，可仿效市舶司‘抽解’之法，設‘寺產稅吏’，定期核查其碾}、店鋪流水，定額或定率征收。初始或有隱匿，久之，形成定制，自可納入正軌。”

“至于崔公所‘僧俗混淆’、‘沙門不敬王者’，臣以為不然。”李瑾轉向崔知溫，語氣平和但堅定，“佛法東來，本為教化眾生，慈悲為懷。修橋補路，施藥救人，教書育人，正是大慈悲、大功德，何來‘俗務’之說？此乃引導僧眾，踐行佛法于世間，正合大乘菩薩道精神。至于‘沙門不敬王者’，乃魏晉舊習。我大唐天子受命于天，統御萬方，僧道亦為大唐子民。今寺觀廣占田畝，影庇丁口，不服王化，不納賦稅，實已有虧臣節。今朝廷予以規范，導其向善，正是彰顯皇權，整肅綱紀。陛下與天后尊崇佛法，乃為護國佑民，非為縱容僧侶坐大，危及社稷。真正有道高僧，當以弘法利生、護國佑民為念，豈會因朝廷稍加管束、導其入正途而心生怨望？若真有那等只知斂財奪田、不遵法度之‘高僧’，恐非真修行人，沙汰之，亦不足惜。”

李瑾的回應，將宗教問題巧妙地轉化為政治問題和民生問題，強調皇權至上和國家利益，占據了道義和法理的制高點。

爭論持續了整整一個下午。支持者認為此策切中時弊，標本兼治；反對者或質疑可行性，或為寺院利益辯護，或擔憂引起動蕩。太子李弘聽得極為認真，不時提問，對李瑾方案的邏輯和周全深表贊同。武則天始終端坐傾聽，不置可否。

最終，在暮色降臨時，武則天緩緩開口，一錘定音：“李卿所議，老成謀國，思慮深遠。寺院之弊，確已非整治不可。然此事牽一發而動全身，不可不慎，亦不可不決。可依李卿所陳大綱，由政事堂會同御史臺、戶部、鴻臚寺、刑部，詳擬《寺院道觀管理條貫》具體條款，務求周密可行，寬嚴相濟。先于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擇數州試行，以觀成效。試行期間，凡有煽動抗拒、蠱惑人心、阻撓新政者，無論僧俗，嚴懲不貸。另，著僧道司（籌）遴選明曉法令、通達時務之高僧、道長，參與條款擬訂及推行解說，務使僧道知朝廷導善抑弊之本意，非為毀法，實為護法。”

她頓了頓，鳳目掃過眾人，語氣轉厲：“天下者，朕之天下。僧道者，亦朕之子民。豈有子民踞地自肥、不遵國法，而可長久者乎？此策之行，意在清源正本，護國佑民。諸卿當同心協力，莫負朕望。”

旨意既下，波瀾驟起。李瑾的“限僧策”，以相對溫和但系統堅定的姿態，被提上了帝國的議事日程。一場旨在約束宗教經濟勢力、將其重新納入國家控制軌道的深刻變革，即將在試探、博弈、妥協與堅定的推行中，緩緩拉開序幕。這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整頓，更是一場皇權對神權、國家理性對宗教勢力的重新界定與收權。朝堂之上，暗流洶涌；江湖之遠，山雨欲來。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