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萬頃立刻反駁：“鄭公所差矣。圣人之，需觀其大義?！畫D人無爵’，乃其禮制名分，然婦人有無德行才具？有無輔佐之功？古之太姜、太任、太姒，雖無天子、諸侯之爵，然其賢德教化，澤被周室八百年，其功豈在爵位之下？今皇后天后，佐陛下理萬機，夙夜匪懈，德被蒼生，此乃大德大能，豈可拘泥于‘無爵’之文，而掩其經天緯地之功？吾輩注經，當通其變，使圣人之學，能應時務，能彰懿德，方不負圣人之心，亦不負陛下、天后重托！”
鄭老儒生面紅耳赤，還想爭辯，旁邊幾位與他相熟的學者暗暗拉他衣袖。他們看到，端坐于上、監督經筵的許敬宗，臉色已然沉了下來。最終，在“領會圣意”、“通達時變”的大帽子下，鄭老儒生的意見被擱置，注釋的方向，依然朝著論證“婦人賢德可配天地，功績不囿于名爵”的方向進行。
類似的“學術爭論”時有發生，但結果大多類似。在政治權威和主流導向的雙重壓力下，在“北門學士”們引經據典、縱橫捭闔的辯才面前，許多持傳統觀念的學者，或沉默，或妥協，或選擇性地保留意見，只在自己的專門領域內做考據功夫，對涉及敏感政治詮釋的部分，避而不談。也有少數硬骨頭的學者，以“年老體衰”、“學問不精”為由，請求退出，朝廷也大多“恩準”，并未強留，但這些人自此在學術界便逐漸邊緣化了。
李瑾作為宰相，也時常被邀請參與經筵的“評議”。他的態度頗為微妙。一方面，他理解并支持武則天為鞏固權力而在意識形態上進行的努力，清除那些攻擊性的讖緯和流，構建有利于她執政的理論基礎，從現實政治角度看是必要的。他也同意，對經典的解釋不應僵化，應當結合時代需要有所發展。但另一方面，他內心深處對許敬宗等人如此露骨、甚至不惜曲解經義來迎合政治需求的做法，抱有保留態度。他認為，這或許能解一時之急，但長遠來看，損害了學術的獨立性和經典的神圣性，可能開啟一個“以經注我”而非“我注經”的惡劣先例。
在一次經筵評議中，當討論到如何詮釋《孟子》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時，有北門學士試圖引申為“君主當以民為本，天后勤政愛民，正合孟子之道”，李瑾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孟夫子此，重在民本，乃治國之要義，自當弘揚?！崩铊従彽?，“然則，經義闡發，當立足于文本，顧及整體。若過度引申，恐失本意，反為后世詬病。愚以為，此番重注經典，除‘通達時變’外，‘嚴謹求實’亦不可偏廢。所發之新義，當有扎實的文獻依據和合乎邏輯的推演，方能經得起推敲，傳之后世。否則，若注釋過于牽強，恐難服真正潛心學問之士，反損天后求賢若渴、尊崇圣學之美意?！?
他這番話，既沒有反對為武則天執政尋找理論依據的大方向，又強調了學術的嚴謹性，暗示不應為了政治目的而強行扭曲經典原意。許敬宗等人聽了，雖然心中不以為然，但李瑾位高權重，且話說得在理，也不好直接反駁，只得打著哈哈，說“梁國公所甚是，自當嚴謹”。
李瑾也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重釋經典”的大框架下，悄悄注入了一些自己的理念。他建議在注釋中，除了關注君臣、夫婦之義，也應加強對“經世致用”、“富國強兵”、“重視農商”、“選賢任能”等務實思想的挖掘和闡發。他特別提出，對《周禮》中涉及官職、賦稅、軍制、工程等具體制度的部分，應詳細考據注釋，以為當代制度革新提供參考。這些建議，符合他一直以來“務實”的執政理念，也多少沖淡了一些純粹為政治服務的功利色彩，得到了部分務實派學者的贊同。
武則天對經筵的進展保持著密切的關注。每隔幾日，許敬宗便會將最新的注疏文稿和討論摘要，整理成冊，送入宮中。武則天往往在深夜批閱完奏章后，仔細翻閱這些文稿?？吹侥切┣擅畹貫樗龍陶峁┮罁男陆?，她會微微頷首；看到其中引用的古代賢后事跡，她會若有所思；看到李瑾關于“嚴謹求實”、“經世致用”的建議，她則會沉吟片刻。
她欣賞李瑾的穩妥和務實，也明白過于露骨的曲解可能帶來的反效果。但眼下，她最需要的，是盡快建立起一套能夠抗衡“牝雞司晨”論調的理論武器。因此，在大多數時候，她默許甚至鼓勵了許敬宗等人相對“激進”的詮釋方向。只是在一些特別敏感、可能引發巨大爭議的地方，她會親自批示，要求“措辭需更穩妥”，“引證需更詳實”，或“暫且擱置，容后再議”。
集賢殿內的燈火，常常亮至深夜。?？?、辯難、撰寫、修改……一部部被賦予了新含義的儒家經典注疏，正在這里逐漸成形。它們將被呈送御覽，然后刊印天下，成為官定的教科書，納入科舉考試的范圍，通過各級官學，灌輸給未來的士人。
這場“重釋經典義”的運動，其影響是深遠而復雜的。一方面，它確實在儒家經典體系中，為女性參與最高政治權力打開了一條理論縫隙，提供了一套至少能自圓其說的說辭，極大地削弱了傳統禮教對武則天執政的輿論阻力，為她的權力披上了一層“合乎圣道”的外衣。另一方面，它也開創了政治權力直接干預、甚至重塑經典解釋的惡例，使得學術日益淪為政治的附庸，經學的嚴肅性和獨立性受到侵蝕。那些被壓制、被邊緣化的傳統學者，心中的不滿在積蓄，等待著宣泄的時機。
李瑾走出集賢殿時，秋日的夕陽將宮殿的琉璃瓦染成一片金紅。殿內，那些白發蒼蒼或正當壯年的學者們，仍在為了一句經文、一個釋義而爭論不休。他知道，這場由政治需求驅動的“學術”工程，注定會留下爭議。但他也清楚，在當前的權力格局下，這是武則天必然的選擇，也是鞏固統治的必要步驟。
他能做的，只是在這股洪流中，盡力保持一絲清醒，埋下一些務實的種子，并警惕著，不要讓這場“重釋”徹底滑向為權力肆意涂抹的深淵。至于這些新注釋的經典，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服天下士人，又會在歷史上留下怎樣的評價，只有留待時間去檢驗了。
然而，武則天并未將全部希望寄托于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上。幾乎與此同時，她投向另一股強大思想力量的目光，也變得更加熱切和意味深長――那便是自西方傳來，在中土已扎根數百年的佛教。與需要小心“修正”的儒家經典相比，佛教經典中，似乎有著更為直接、也更為她所喜聞樂見的，關于女性最高統治者合法性的理論資源。一場新的思想博弈，即將在另一個場域展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