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三年元月，新歲朝賀的鐘磬余音猶在耳畔，一道明發天下的詔書，便如巨石投入朝堂這潭表面平靜的湖水，激起了遠比歲末“國帑增巨萬”更洶涌、也更復雜的暗流。

“制曰：朕紹承鴻業，勵精圖治。鹽鐵之利，國之大柄；漕運之通，民生所系。今專營初行，成效卓著，為求長策，永固邦本，特設‘諸道鹽鐵轉運使司’，總理天下鹽、鐵、茶榷酤之政，兼領漕運、市舶及相關財賦轉輸事宜。茲事體大，著由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瑾，兼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全權處置，便宜行事。各道、州、縣有司，并所轄鹽場、鐵監、漕司、市舶等官吏，皆需協力聽命，不得有誤。**欽此。”

詔書不長，但字字千鈞。

“諸道鹽鐵轉運使司”――這是一個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龐大機構。它不僅將原本分屬戶部、工部、地方州縣乃至內侍省的鹽鐵茶等專營權力高度集中，更將帝國的經濟動脈――漕運，以及對外貿易的窗口――市舶司，一并納入囊中。其職權之重，涵蓋之廣，實權之大，自開國以來，前所未有。而李瑾，以首相之尊兼領此職，等于將大唐帝國近半的財政收入、最重要的物資流通命脈，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這已不僅僅是“位極人臣”，而是真正觸及了帝國統治的“錢袋子”和“米袋子”，是赤裸裸的、前所未有的經濟集權。

朝野上下，為之失聲片刻，隨即暗流洶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