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德三年元月,新歲朝賀的鐘磬余音猶在耳畔,一道明發天下的詔書,便如巨石投入朝堂這潭表面平靜的湖水,激起了遠比歲末“國帑增巨萬”更洶涌、也更復雜的暗流。
“制曰:朕紹承鴻業,勵精圖治。鹽鐵之利,國之大柄;漕運之通,民生所系。今專營初行,成效卓著,為求長策,永固邦本,特設‘諸道鹽鐵轉運使司’,總理天下鹽、鐵、茶榷酤之政,兼領漕運、市舶及相關財賦轉輸事宜。茲事體大,著由尚書左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瑾,兼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全權處置,便宜行事。各道、州、縣有司,并所轄鹽場、鐵監、漕司、市舶等官吏,皆需協力聽命,不得有誤。**欽此。”
詔書不長,但字字千鈞。
“諸道鹽鐵轉運使司”――這是一個全新的、前所未有的龐大機構。它不僅將原本分屬戶部、工部、地方州縣乃至內侍省的鹽鐵茶等專營權力高度集中,更將帝國的經濟動脈――漕運,以及對外貿易的窗口――市舶司,一并納入囊中。其職權之重,涵蓋之廣,實權之大,自開國以來,前所未有。而李瑾,以首相之尊兼領此職,等于將大唐帝國近半的財政收入、最重要的物資流通命脈,牢牢掌控在了自己手中。
這已不僅僅是“位極人臣”,而是真正觸及了帝國統治的“錢袋子”和“米袋子”,是赤裸裸的、前所未有的經濟集權。
朝野上下,為之失聲片刻,隨即暗流洶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