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記憶，如同鐫刻在心底的印記，足以讓往后的歲月都變得鮮活起來。

我掏出手機(jī)，撥通了趙奕彤的電話，鈴聲響了三聲便被接起，她的聲音從聽筒里傳來，軟得像剛曬過太陽的棉花，帶著剛睡醒的慵懶，尾音微微上揚(yáng)：“張揚(yáng)，你還沒回來呀？不是說今晚……”

“抱歉，奕彤。”我打斷她，語氣帶著歉然，目光望著遠(yuǎn)處東京的燈火，“我遇到了替身門的余孽，他實(shí)力很強(qiáng)，我得盯著他，不能讓他逃脫，今晚回不去了。過幾天我一定好好陪你。”

掛了電話，我收起手機(jī)，駕馭龍珠朝著約定地點(diǎn)飛去。

桃子、梨子、梅子、芳子早已在博物館附近的小巷里等候，巷子里的燈光昏暗，將她們的身影拉得很長；看到我飛來，四人立刻迎上來。

“二本正人已經(jīng)被我斬殺。”我拍了拍桃子的肩膀，指尖傳來她肩膀的微顫，目光掃過四人，“今晚的任務(wù)，是把博物館里屬于華夏的文物都帶回來。你們踩點(diǎn)這么久，里面的情況都摸清了吧？”

“摸得差不多了……”芳子上前一步，聲音帶著幾分凝重，開始細(xì)細(xì)地稟報。

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的11萬件文物中，明確來自華夏的珍品就有1萬余件，而散落在日本私人手中的中國文物更是多達(dá)數(shù)百萬件——這些數(shù)字像燒紅的烙鐵，燙在每個華夏兒女的心上，帶著沉甸甸的歷史重量。

芳子又從懷里掏出一張手繪的地圖，紙張邊緣有些磨損，顯然是被反復(fù)翻閱過；

上面用不同顏色的筆標(biāo)注著博物館各展區(qū)的位置，重點(diǎn)區(qū)域用紅筆圈出，還標(biāo)注著文物的大致種類：“主人，我們摸得很清楚。一樓是島國本土文物，二樓和三樓全是從海外掠奪的珍寶，其中華夏文物占了三分之二，從商周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的重寶都有，連一些孤品都在這里。”

我們從博物館西側(cè)的古樹群潛入，古樹枝繁葉茂，像天然的屏障，將我們的身影遮蔽；芳子取出隨身攜帶的脈沖裝置，按下開關(guān)，淡藍(lán)色的電流在裝置上閃爍，外圍的紅外監(jiān)控瞬間失去信號，成了擺設(shè)。

東洋館的入口處立著塊青銅牌匾，表面泛著氧化的綠銹，用日文刻著“東洋文明展”幾個大字，字體厚重，卻透著傲慢；我冷笑一聲，這哪里是展覽，分明是強(qiáng)盜的戰(zhàn)利品陳列室，將掠奪來的文明當(dāng)作自己的功績炫耀。

推開厚重的木門，一股混合著樟木與塵埃的氣息撲面而來，那氣息帶著歲月的陳舊感，卻也藏著文物的悲鳴；門軸轉(zhuǎn)動時發(fā)出“吱呀”的聲響，像在訴說著過往的苦難。

東洋館的11個展館里，竟有6個全是中國文物，從門口望去，一排排展柜在幽暗中延伸，像一條漫長的苦難之路。

月光透過高窗灑在展柜上，給冰冷的玻璃鍍上了層銀輝。

玻璃罩里，第一件重寶是商周時期的青銅饕餮紋方鼎——鼎身刻著繁復(fù)而威嚴(yán)的饕餮紋，紋路深邃，歷經(jīng)千年的青綠色銅銹在月光下泛著幽光，仿佛還殘留著商周的煙火氣；

鼎足粗壯，卻在底部刻著一行小小的日文：“明治二十八年，從清國遼東掠奪。”

明治二十八年，正是1895年，甲午戰(zhàn)爭后，日軍在遼東燒殺搶掠，所到之處生靈涂炭，這尊本該陳列在華夏博物館、見證文明傳承的國之重寶，就這樣成了他們炫耀的“戰(zhàn)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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