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年底，實在沒有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兒發生。全國的關注點也就在于幾條不痛不癢的社會新聞。

像10月，根據滬海當年夏天詐騙案創作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公開演出。由于這是一步諷刺特權思想的作品，引發了各地觀眾的激烈討論。

11月，出身將軍之家的杭州惡少“二熊”伏法，并依法判處死刑，人民群眾對此強烈擁護。

還有12月，“偉人”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度提出了一個大部分人都感到新鮮的概念詞——“小康”。

盡管這個詞在后來會變得家喻戶曉，無人不知。但此時人們對其還很陌生，沒有幾個人懂得這個詞的真正含義和偉大意義。

至于京城百姓，倒是有別于其他地方，爆發了一件特別熱鬧的群體事件。

這是因為10月24日的時候，京城市政府根據上級文件，率先提出關于提高主要副食品銷售價格提價和發放補貼的實施方案。

京城市政府決定，要從11月1日起，于京城范圍內，對肉、禽、蛋、奶、魚、蔬菜等八種主要副食品各自提高了大概百分之三十左右價格。但調價后，每個職工每月會增加五元副食補貼。

這可是我國價格改革的首度嘗試。也是長期價格冰凍以來的首度對商品的大范圍提價。其影響又直接牽扯到千家萬戶的百姓生計。因而造成的效果和引發的后續反應不可謂不轟動。

立竿見影，十月底的京城民間，很快就形成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搶購熱潮”。那是家家戶戶不拉空，自發形成的全民運動。

大家一改多年以來的勤儉作風，毫不吝惜地拿出多年積攢的儲蓄在副食店里大買特買。那瘋狂勁兒恨不得直接把商店里的庫存給搬空了。

于是乎，短短幾天，京城的副食店就像被洗劫過一樣。但凡在漲價范疇之內的東西全都賣光了。甚至還有更“聰明”的主兒，買了不少相關產品。

這在今天來看顯然是一場鬧劇。但切身經歷過這個年代的人，卻深知其原宥只來自一種說不出的心酸和無奈。不為別的，老百姓真是窮怕了！sm.Ъiqiku.Πet

當然，這僅僅是大面兒上的情況。如果說大部分京城人的記憶中，1979年是波瀾不驚，頂多也就是虛驚一場，便翻到了1980年的話。但在京城警察和南北城的“玩主”們眼中卻完全是兩回事了。

這兩個較為特殊的社會人群都只有一種感受。疲于奔命，戰戰兢兢。m.biqikμ.nět

至于洪衍武和他身邊的大部分人，更是血中帶淚、無處喊冤，甚至還留下了幾乎永難彌補的遺憾。

而這種種的結果都是從一個人身上引發出來的，那就是從青海逃獄歸京的“申城隍”。

事實上，早在“申城隍”剛登上了返京的火車，京城市公安局就接到了青海省公安廳通報的相關情況。

作為逃犯的原籍所在地，京城方面當然有在轄區范圍追查逃犯行蹤和下落的義務和必要。而且得知“申城隍”越獄前還打死了勞改農場兩個與之有怨隙的服刑犯人后，他們就更重視了。

于是市局不但馬上把在逃犯的詳細情況布置給了東城分局，和其管轄下的“申城隍”原戶口所在地派出所。并且特意在全市的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增加了警力，在全市范圍內增派了巡視的工人民兵。

只可惜重視的程度仍然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