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是雪萊《西風頌》的結束之語。

誠然，如詩中所，折磨人的時代終于會過去的。

1979年就是整個共和國度過了凜冽的寒冬，在春的溫暖中，徹底煥發出生機勃勃的一年。

但這個重生的機會并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坐等老天恩賜的。

而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靠著自新意識，勇敢地面對自己的錯誤歷史，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批判和改正，才換來的浴血重生。

在本世紀后期，我們給了自己一個機會，那就是徹底否定和糾正“十年運動”。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個“否定”和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糾正”起來也是異常艱巨的。

同時，這場“運動”曾使得一代人為此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因此即使及時地停止了對人們的繼續傷害，也勢必在情感上留下深刻入骨的痕跡和震蕩。

在這一點上，最直接的表現，就是1978年8月11日，短篇小說《傷痕》一經在《文匯報》上發表就轟動了文壇，引發了激烈的討論。

這本盧新華創作的小說控訴了“運動”給一個普通家庭造成的傷害，作品中描寫的生活經歷和難以承受的親情裂變，是許多人的親身體驗。m.biqikμ.nět

因此才會讓無數“死里逃生”出來的人為之深深感動。不但掀起了一場“傷痕思潮”，也使之迅速成為一種火遍全國，引發全民共鳴的社會現象。

在這種社會分氛圍的籠罩下，從1978年底開始到1979年整整一年的歲月里，共和國只有一種主旋律，那就是解放的歡笑和感奮的眼淚交織在一起。

繼“四五”運動的平反之后一系列撥亂反正之舉。讓國人感到巨大的喜悅。

甚至這一點對洪家人也一樣，他們同樣被囊括在內。

因為誰也沒想到，洪衍武總掛在嘴上的預竟然真的成了真事。

繼“老干部”，“知識分子”的問題相繼得到借機之后。像他們這樣，蒙受政治與親情矛盾折磨最深最長的一群人，從“運動”結束后苦苦等待了兩年半，終于迎來了徹底解放的一天。

1979年1月11日，中央作出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1979年11月12日，中央批轉了6部門《關于把原工商業者中的勞動者區別出來的問題的請示報告》，促使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得以妥善解決。

于是，近五千萬戶人家因此受惠。洪家、壽家，乃至完顏家一律得到平反。

從此，作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他們再也沒有低人一等的屬性。誰也不能再用“黑五類”三個字來稱呼他們。

而是應該按照他們從事的工作或職業，相應地稱他們為農民、工人、教員、知識分子。

他們享受憲法規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權利，再不會有任何歧視或者變相歧視。

后來的歷史證明，1979年的這次社會大解放，不但結束了共和國的社會分裂狀態，也解放了生產力。

在經濟改革中，最先成為經濟生活中的人才，最早的一批成功者，恰恰是這一大批長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

這與他們在逆境中磨練自己意志沖破思想牢籠的努力相關，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八十年代經濟繁榮的堅實力量。

就這樣，全國人民再次獲得了在同一個天下、同一個起跑線起步的機會，這無疑是全國、全民族的幸事。

正如當年發表的詩歌《雙桅船》中所：是一場風暴、一盞燈，把我們聯系在一起。是一場風暴、另一盞燈，使我們再分東西。不怕天涯海角，豈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視線里。

完全可以想像，在此之后，洪家、壽家和完顏家的生活肯定要發生不少積極的變化。

還不光是在精神層面和政治待遇上面的，而是隨著一項項政策的落實，有著實打實的實惠。

比如說，首先，是早就過了退休年齡的洪祿承和王蘊琳都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正式職工退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