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燦爛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京城，莊嚴的樂曲，報道著祖國的黎明，啊京城啊京城，祖國的心臟，團結的象征，人民的驕傲，勝利的保證，各族人民把你贊頌，你是我們心中的一顆明亮的星……”

火車行駛在黃色的土地上，方向京城。

盡管車廂嘈雜混亂，到處都擠滿了人。盡管車廂的地板斑駁骯臟，滿是煤煙味兒。盡管車廂的喇叭里反反復復播唱的，除了《紅燈記》選段，就是這首《京城頌歌》，可受歸家意念的驅使，此時坐在車廂內的洪衍文仍然倍感快樂與美好。

他沉浸在一種難以對人說明的好心情里，眼睛看的是綠人造革的座椅，黃木的短桌子，偌大的玻璃窗戶，或站或坐擁擠一團的旅客，大包小包天下地下的行李被臥，可心里想的卻是別的。這要用現在的話來描述，那就是爺看的不是別的，爺看的是心情。

八年前，初次離開京城的時候，他就是坐這樣的火車走的，八年之中，他每次回家探親也是坐這樣火車來去往返。

而這一次，盡管“坐火車”的本質沒變，但其意義和他的心情卻已然是天壤之別。因為這次再回京城，他就不用再走了。這就像是一個毋庸置疑的圓，一個如同宿命式的回歸必然。

自從徹底走出了家門，他真正知道了什么叫“離別”，懂得了什么叫“親情”。所以過去每年十二天的探親假，他回鄉的時間永遠選在過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慰藉他自己心底的那份離愁。

在家的那些日子里，因其短暫便顯得彌足珍貴。他很清楚，這種回歸轉眼就面臨著離別，于是每次過年他都是一日日數著過的，也會十分小心地避諱著“走”、“火車站”這樣的詞匯，以免引起父母的悲傷。

只是讓他不免難過的是，往往這種時候，家人的臉雖然都故意裝作很平靜，甚至有時還會泛出微微的笑，可內里卻永遠掩飾不住那種苦澀和憂慮。

沒辦法，生活讓他所有家人都學會了表演，學會了掩飾。尤其是在過年的時刻，每一個人都為了彼此加倍努力表現著滿足、幸福，哪怕這幸福是一瞬即逝的。

正因為如此，八年來他甚至不敢怎么給家里寫信。其實他很想家，恨不得事無巨細，把自己所有的情況都告訴家里。

可他自打知道母親收到他的信后，為他的艱苦徹夜落淚，對他心里裝滿了里裝滿了悲哀和惦念后，他就沒法再寫了。因為信寫得越長、越頻繁，就會讓媽媽越難過。

好在現在這種情況終于結束了，他的關系已經成功地轉回了京郊。今后，他就再不用面對每次離別前，家人刻意壓制的沉重心情，也完全不會再讓母親為他牽腸掛肚了……

過了大同還沒一個小時，車又停了，是臨時停車。沿途中，這樣的大戰小站無數。

洪衍文向窗外望，站臺上哪兒哪兒都是人，出口處屎黃的墻上隱隱看出“陽高”兩個字。他仍然沒出雁北地區，可能確定的是，離家越來越近了。

他的對面換成了一對小夫妻，聽到女人的京城口音，本來他以為他們同樣都是下鄉的知青，還想攀談一二。可沒想到男人一張口卻是本地話，女人則臉一紅，立刻低下了頭。

他立刻明白了什么，不敢再問了，可心里卻沒來由的一陣惱火。究竟是恨自己多事，還是恨別的什么，他也說不清。

現在像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就連他們知青點，也有個女生嫁給了當地農民。這都是那句“扎根一輩子”鬧的。可誰又能想到，命運偏偏和他們這一代人開了個大玩笑，現在的實際情況又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列車又開動了，洪衍文望著窗外一棵棵飛馳的樹木，不禁嘆了一口氣，也不覺回想起自己這八年來的過往。

1969年8月，他還很年輕，少年不知愁滋味，對未來充滿了浪漫的幻想。δ.Ъiqiku.nēt

所以，他是主動響應號召去下鄉插隊的。不但自己拿著戶口本去注銷了戶口，還改了個革命的名字“洪向陽”。可以說激情比李玉和還要李玉和。

當年的他，心里全是去“廣闊天地大干一場”的向往，根本閑不住，一上列車上就開始做好事，一遍遍地拖地，一遍遍地給大家送熱水。

那一刻，他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就此開始的是他一生中長達八年的最艱辛、最無奈的歲月！

知青也是有等級的。

眾所周知，去兵團是要政審、要體檢，而且是限制名額的。兵團是管吃喝管穿戴的，是按時發餉，享受在冊職工待遇的。

而像他這樣的人數最廣的“插隊”知青沒有工資，只有最初國家配給的一年口糧，一年后就和當地農民一樣，生活來源只靠掙工分。從本質上，就是一種事實上的待業形式。

更何況，他被分配去的還是兔子不拉屎的雁北山區。在那個叫“疙瘩嶺”的地方，不僅缺少耕地，只產小米和山藥蛋，甚至還長期缺水。

其實連他在內，當時“疙瘩嶺”一共只分配來六名知青，三男三女，分別來自京城的五所學校。

但是“疙瘩嶺”的大隊書記何三魁為了拒收他們，竟然特地跑到縣里知青安置辦公室，向主任再三告饒，說“疙瘩嶺”年年鬧饑荒哩，人均口糧才二百斤殼糧，根本養不活這些京城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