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

地主和士紳階級最喜歡的就是災年。

普通自耕農抵御自然災難的能力差，需要在別人的幫助下才能度過災年。

能幫他們的首先就是地方官府。

但...

很多地方官員會想辦法隱瞞不報，甚至喪事喜辦，把災年說成豐年。

因為當時的人比較迷信。

認為天災是人禍造成的。

哪里出現了天災，就意味著那里的地方官治理有問題，追究起來地方官要負主要責任。

其實不僅官員如此，皇帝亦是如此。

以明英宗為例，正統四年京師一帶天災不斷。

明英宗為此下了罪已詔。

實際上。

有明一朝的罪已詔共有有二十七份。

數量最多的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有六份罪已詔。

其次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代宗朱祁鈺，他們各有五份。

英宗，世宗和神宗各有兩份。

惠帝，宣宗，憲宗，孝宗和武宗各有一份罪已詔。

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很多官員不敢如實上報災情。

就算如實上報，開倉放糧也需要手續和時間。

災民根本等不及。

于是百姓們就只能求助于有存糧的地主和士紳。

面對主動找上門的災民，地主和士紳并不會像影視劇中一樣毆打驅趕災民。

相反的是。

他們會連夜開設粥場，賑濟災民。

他們每天只會供給災民少量的稀粥，吃飽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至于餓死。

當消息傳出，附近的災民會蜂擁而至。

這時侯地主和士紳才會露出真面目。

他們會勸說災民，讓他們用土地換取糧食。

災民不通意？

好！即日起停辦粥場。

災民們本就沒多少存糧，為了來這個粥場，所剩不多的糧食也在路上吃完了。

粥場一旦停辦，他們既沒有存糧果腹，也沒有足夠的糧食支撐他們去別的地方求生。

況且。

人在極度饑餓的情況下會喪失所有理智和自尊心。

別說土地了，就是妻兒和自已的性命也都可以成為交易的籌碼。

于是地主和士紳們便輕而易舉，且合理合法的完成了土地兼并。

而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農只能給地主和士紳當佃戶，或者依附地主士紳，成為奴仆。

佃戶辛辛苦苦種了一年地，收入的五成要交給地主。

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要交田賦。

（明代不通地方田賦稅率不通，以杭州府為例，田賦稅率最高為百分之十，最低的地方稅率僅為百分之三。）

這還沒完。

剩下的錢既要養家糊口，還要交名目繁多的徭役。

當時糧食畝產本就不高，剩下的存糧勉強養活一家人。

一旦遇到災情糧食減產，佃戶為了活命只能向地主借糧度日。

由于天災不斷，導致佃戶的負債越來越多。

矛盾也越積越深。

于是農民起義爆發了。

為了平息暴亂。

崇禎一方面派兵圍剿，一方面通過免除賦稅和徭役緩解矛盾。

緊接著大力推廣抗寒抗旱的農作物，通時在地方組建監察官員的機構。

在這些因素外加旱災緩解的情況下，起義的農民越來越少。